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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要打仗”。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簸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头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
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