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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远新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万人！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偏听偏信，毛泽东竟作了如下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狄克”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一月，周恩来去世；
二月，开始“批邓”；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四月，天安门事件；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七月，朱德去世；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九月，毛泽东去世；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如此紧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