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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诸葛亮，也是出身于世家之中。
门阀本就起自于汉，朝廷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士族力量在汉朝本身就已经发展得很强，当此乱世，天下四分五裂，群雄逐鹿，各士族力量自然也希望在乱世分得一杯羹。这也是江东世家见孙氏败局已定后立即转身投入刘琮怀抱中的最大原因。
唯有依附于实力更强的强者，世家大族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在这个乱世中积蓄力量，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察举制度日渐崩坏的当下，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教育出的子弟，就成为统治者不可忽视，必须借重的人才。
对于清理户籍之事，因刘琮令世家大族参与其中，使得他们放松了警惕，认为刘琮默许其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其手，保全家族利益。实际上刘琮让他们参与进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世家大族把持着大大小小的官职，即便不是出身于世家的小吏，也多以他们马首是瞻。所谓民心人望，不外如是。
因世家大族多注重文教，即便有子弟在军中任职，或领部曲投入荆州军中，也并未对荆州军制太多关注。与顾、陆、张、虞、魏等家族相比，朱治所在的朱氏便显得比较另类。所以当朱治部曲调换入荆州军后，也并没有让世家大族觉得有何不妥。他们眼下正忙于在清理户籍之事中，隐匿原有的佃户，招揽更多的流民。
在这个时候，诸多世家大族，尚未结成同盟，即便勉强说有，也非常松散。在如何与刘琮相处的问题上，各家的态度和做法，也有所不同。
当然，现在刘琮初入江东，与世家大族的合作还在蜜月期，双方的诉求还算一致。
比如在如何稳定江东局势之上，刘琮不会容忍江东陷入混乱，世家大族也是同样的打算，毕竟战乱再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多不可控的潜在危险。
粮食不足？行啊，大伙凑凑，总能凑出粮食来，至少不会因饥荒而造成太大混乱。有了这样的共识，江东世家对于刘琮的支持，就不仅仅表现在归顺响应这么简单了。
转眼便过了正旦，如今已是建安六年正月。就在正月初五，清理户籍之事尚未完成，刘琮便突然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军令。
首先便是铸钱之令。汉之五铢钱制度，因董卓进京之后毁“金人”铸小钱以搜刮民财而被彻底破坏，影响之大，破坏之剧烈，史无前例。江东地区亦不能幸免。许多地方甚至又恢复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手段，但长此以往，断然是不行的。所以铸钱就成为了统一物价的必须前提。
其次，便是施行盐、酒、铁等公卖制度。这就是与荆州新政背道而驰了，在荆州盐业与冶炼、酿酒等事，既有官办，也可私营，但放之江东，则被刘琮收为官营。
军事方面，则令江东原有各部，精选士卒，编为三大营，号神锋，号铁山，号飞羽。凡此三营之外，不复设部曲私兵，逾期不遣散者，视为谋反。三营之中神锋为步、弓、弩混编，人数并未设置上限；铁山则以步卒枪兵、刀盾兵为主，取其铁甲如云，不动如山之意；而飞羽营则是骑兵为主，江东本不产马，故此飞羽营虽设，但其规模远低于其他两营。
与这些大事相比，开办郡、县官学，收战争遗孤入学等事，便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刘琮的这一套组合拳，顿时引起江东世家大族的强烈不满。他们反对最为激烈的，便是公卖之制。凭啥在荆州这些事都可以私营，到江东反而就不行了？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之下，这项制度终于被顽强的推翻了，刘琮“很不情愿”的与江东世家大族达成了妥协。
不过既然是妥协，总不能是单方面的吧？于是收部曲私兵之事，也就成为了江东世家大族与刘琮交换的筹码。本来经过数次大战，各世家大族的部曲私兵就已经损失惨重，如今将这个包袱甩给刘琮，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把持着江东的官场，那么家族就有了相应的庇护。拥兵自重的事情，除非真想谋反，否则还是算了……
至于统一物价、铸造新钱之事，江东世家大族就更没有理由反对了。相反对此还颇为支持，唯有江东稳定，物价平稳，他们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所以对此乐见其成，大为支持。
当然也有人从开办官学的事情上，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
“学校之设，在荆州本就始于刘景升，故镇南将军在江东行之，亦为惯例尔。”对此顾徽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今日来寻兄长，本是为举荐族中子弟出仕之事，没想到顾雍却说起官学的事情。
然而顾雍却摇头道：“可是官学不禁门第，且多收贫家子弟入学，官府非但为这些学子提供住宿粮食，还根据其学业之进益加以褒奖，只怕数年之后，英才辈出，彼时我等族中子弟，又将置于何地？”
这话一说，顾徽也不由蹙眉道：“当不至于此吧？想来那官学所聘之博士，能与我家学相提并论？”
“家学再如何兴盛，又能有多少子弟成才？官学设郡、县两级，江东六郡之地，每年多少莘莘学子，将会出现多少人才，难道很难想象吗？”顾雍有些担忧的说道。
不得不说，顾雍思谋深远，但对此他却也一时没有什么办法。
第259章 三营之设取精兵
“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民务农桑，令种一树榆、百本稻、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豚，五鸡……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凡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矿山，严设科罚。”
江东地广人稀，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所谓火耕水耨，即初春时放火烧掉杂草，然后放水，通过漫撒的方式播种水稻，待稻苗长到七八寸的时候，割掉水中杂草，再放水灌田。这样留在土里的草根就会因水浸泡而坏死，稻苗遂免遭杂草之侵害而生长旺盛。火耕水耨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也是江南地区独特的生产风俗。
这种生产风俗的形成和长期延续，与江南地区温暖潮湿、植被繁茂、水道纵横的自然环境和地广人稀的人文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是非常粗放落后的，不过随着北方移民的涌入和一些勤于政事的官吏的推广，在北方先进技术的带动下，江东地区的农业风俗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其实不仅是江东诸郡，荆州长沙、桂阳、零陵等郡亦多如此。然而随着刘琮新政的施行，铁器的大量生产、北方移民的日渐增多，使得牛耕技术得到了很大推广，水稻栽培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刘琮颁发的这道《劝农令》主要考虑的是大量流亡士卒，以及江东地区多任侠之士的问题。经过大半年的荆扬战争，孙氏部曲精锐虽多亡于虎林大火，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溃散后流散于民间的士卒，这些人自持无力却已无可依附，为生存所迫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如何使这些本为农户之人放下刀剑改握锄犁？使这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转化为生产者，便成为治理江东之始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同样不事生产的任侠之士，也在此令所禁的范围之内。这些人多出身于贫寒之家，但又有一技之长，或有博虎之力，或擅用弓弩，或精于剑术。平时呼啸而聚合离散，所行多不法事。在有主人招揽之时为宾客，充部曲，主人败亡则遁入江湖。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正是令中所言“剽轻游恣者”。
孙策正是死于这种任侠手中，对于其无疑是个悲剧，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却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人。远的不说，陈王刘宠勇猛过人，箭法高超，麾下甲士数万，却因拒绝给袁术借粮而被刺客所杀。
当然对于这些人才，并不是要将他们赶去务农，而是改变其游侠之风，不使其为求财物而为刺客，或以恩义行犯禁之事。那么他们的出路，除了投入军中效力，以求建功立业之外，便再无它途。
这道《劝农令》是在立春之日所发布的，紧接着刘琮便开始关注清理户籍之事。
清理户籍虽有世家大族的参与，因此不可避免的有很多隐匿之户，但刘琮并不打算在这件事上与江东世家大族掰腕子。他要的人口大量增长，而非在原有的人口中与世家大族虎口夺食。然而清理户籍又是势在必行的，重点更在户籍的划分重编上。只要老百姓看到切实可见的利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