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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底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底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底空虚。我感到徬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底写成，不完全是材料底问题，同时还有写法底问题。蒙尼辨耐底《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底《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底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底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底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底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日：“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日：“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儯Чぁ！墼唬骸坝酰惭杂刮ィ蠊咸臁！闭馐且欢乌登赖奈恼隆Ｌ饭宓郾炯捅阃耆墓耍颐强吹健耙⒃唬骸彼伤炒耸拢俊O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底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底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底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底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底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奏疏二）《召辞纪事》、（奏疏七）《召见纪事》、（奏疏八）《召见平台纪事》，（奏疏九）《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奏疏十一）在记载底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