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底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底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底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底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底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底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底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底影响下面，对于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底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底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底通例。一个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底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底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底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底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书牍凡例敬题）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