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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此次南下是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的，他从“袁统区”各地抽调人马重新编组和训练，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南下军团，总兵力大约十一二万人，其中步兵十万人，骑兵一万多人，还有北方少数民族雇佣兵约八九千人。
袁绍按照东汉正规军“部－曲－屯－卒－什－伍－兵”七级编制进行编组，部类似于团这一级，若干个部编为一个校尉，类似于旅或师。再往上，若干个不同兵种的师混编为一个军，由将军率领。
从兵种上看，除步兵、骑兵以外，还有射声校尉营即弓箭兵部队。而骑兵又分为屯骑和越骑两种，屯骑是重装骑兵，人着盔甲，马披重铠，士兵用长枪和马刀，承担冲锋陷阵的任务，也称突骑。越骑是轻骑兵，士兵穿薄甲，配弓箭，承担远途奔袭、追击、搜索以及警戒的任务。
还有长水校尉，所统之兵担负水上作战任务，除此之外还负责架设桥梁、开辟道路以及攻城相关的土木作业等，类似于水军和工兵的混合部队。
从史料中可以查到的在袁绍手下担任“师长”（校尉）一级高级将领的有：马延（步兵校尉）、韩定（越骑校尉）、王摩（越骑校尉）、睦元进（步兵校尉）、韩莒（屯骑校尉）、赵（越骑校尉）、蒋奇（步兵校尉）、荀谌（长水校尉）、高览（步兵校尉）、张（屯骑校尉）、韩荀（越骑校尉）、吕旷（射声校尉）、张觊（步兵校尉）。沮授、郭图、逢纪、颜良、文丑、淳于琼、蒋义渠等人职务为监军或将军，类似于兵团司令或军长。辛评、许攸、苏由等人是总部的高级参谋。
曹军的编组方法与袁军大体类似，但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地理分散等原因，军队的正规化程度不如袁军。曹军主力部队包括步兵约三个军，屯骑和越骑各一个军，长水和射声各不足一个军。各军内部的编制也不满员，一般认为其投入到官渡正面战场的总兵力不及袁军的一半。
刘辟等人在汝南郡叛乱以及袁绍先后派刘备、韩荀等人南下包抄许县等事件发生后，曹操不得不重新考虑加强后方的军事部署，曹洪、曹仁、乐进、李典等人先后被抽调到后方。目前，曹军在官渡前线以及各地的总体兵力部署是：
一、河南尹、建武将军夏侯率步兵五千守敖仓，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黄河之上的渡口孟津；
二、平虏校尉于禁率步兵四千守原武，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获嘉和黄河之上的另一个渡口延津；
三、东郡太守刘延率步兵千余人守白马，目前已撤退至官渡；
四、东平国相程昱率步兵七百人守兖州刺史部目前的治所鄄城；
五、曹操亲自率领偏将军徐晃、裨将军张辽以及警卫部队指挥官许褚等率步兵和骑兵混编部队一万多人守官渡，大本营的主要参谋人员有郭嘉、荀攸、贾诩、董昭、毛等；
六、扬武将军张绣转战到兖州刺史部，率五千多人守己吾县和陈留郡一带；
七、琅邪国相臧霸等人守徐州、青州，掩护右翼，兵力约有一万多人，但不是曹操的嫡系；
八、厉锋将军曹洪率一万人左右屯守南阳郡的宛县，防备刘表来袭；
九、为保证左翼的安全，将官渡前线的越骑将军兼广阳郡太守曹仁调往颖川郡一带屯守，大约有数千人；
十、尚书令荀总揽许县事务，加派讨虏校尉乐进、中郎将李典等率步骑数千人屯守许县；
十一、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关中，并负责督运关中的粮草；
十二、颖川郡太守夏侯渊负责督运徐州、兖州、豫州三地的粮草；
十三、典农中郎将任峻负责督造兵器，并负责各类军用物资的运输。
这里要强调的是后勤保障部分。官渡大战耗时数月，双方直接调用的兵力大约十几万人，间接调动的更是多达几十万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时间跨度最长、兵力异地调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如此复杂繁重的后勤保障是双方此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兵强马壮的袁绍在后勤保障方面也有软肋，随着战事越拖越久，这个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他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最终成为其败亡的主因。曹操在后勤方面投入的人力更多，荀、钟繇、夏侯渊、任峻等人专司其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证着前线的需要。
钟繇不仅尽可能将关中的粮草运往前线，还征集到二千多匹马送来，其作用不亚于给淮海前线送来了几百辆坦克。
有了粮草，运输也是难事，劫敌军的粮道往往是出奇制胜的手段之一，沮授就建议袁绍专劫曹军的粮道，使敌人因粮食供应不上导致军心动摇，不战而胜。除了敌军外，四处盛行的流寇也经常打劫军粮。
任峻负责粮草运输时就深为流寇袭扰头疼，最后他总结出经验，运粮时必须集中上千辆运输车才能成行，并且加派兵力保护，土匪即使想劫粮也不敢动手。
【六、地道战和霹雳车】
建安五年（200年）八月，袁军主力推进到官渡前线，袁军用沙土堆成土丘，在曹营正面呈东西方向展开，长达数十里，并以此为依托构筑营寨。为了对抗袁军，曹操也分兵筑营，但如此一来，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三国志》认为此时在官渡前线对阵的双方兵力，袁绍有十多万人，曹操不足一万，且伤兵占到十分之二三。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袁军人数估计得差不多，但曹军人数明显被低估了。
裴松之也不同意《三国志》的说法，他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已有五千人，以后大小各战胜多负少，胜率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仅破黄巾一役，就收降卒三十多万，即使在战斗中不断有损耗，也不会如此之少，用数千之众对抗十多万敌军，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
裴松之进一步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至少有三条理由说明《三国志》所载不准确：一是袁绍构筑的屯营东西达数十里，而曹操能分营相守，说明曹军兵力虽少，但不至于只有数千人；二是假如袁军是曹军的十多倍，袁绍应该采取围攻的办法，而不是现在这样两军对垒，让曹军进退自由，屡屡得手；三是后来袁绍失败，很多史料都记载曹军曾坑杀袁军七八万人，以数千之众完成坑杀七八万人的事是不可能的（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
但裴松之的分析也有问题，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往往把袁曹两军的总兵力与他们投入到官渡前线的兵力搞混，这其实是两个概念。
算袁军的兵力不能只算他们在官渡前线的兵力，袁绍诸子袁谭、袁熙、袁尚以及外甥高干统率的人马还有不少，不在十一二万这个范围内。而算曹军官渡前线的兵力不能把在各地的兵力都算进来，曹军总兵力假如有十万人左右，他们能用到官渡前线的，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曹统区”还有数十个郡国、数百个县需要防守。
曹操收黄巾降卒三十万，如前所述，这仅是个虚数，实际能编入战斗部队的顶多十分之一。再如，曹军坑杀袁军七八万降卒的事可能性也不很大，这一点将在后面予以分析。
裴松之的结论总体上是有道理的，曹军在正面作战的兵力被明显低估了，曹军在此的兵力应该在二到三万人左右甚至更多一些。
但曹军仍然处于劣势，两军对峙完成后，曹操指挥人马出击，都未成功（合战不利）。
九月的一天，发生了日食。
日食作为异常的天文现象在古代被视为凶兆，也被看做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在许县的献帝刘协照例下诏，要求公卿就朝政得失写出专题报告（上封事），可以知无不言（靡有所讳）。刘协同时下诏中央和地方荐举人才，标准是孝行突出的人（至孝之人），三公每人荐举二人，九卿以及郡国守相、校尉等各荐举一人。
刘协的这项举措未必出自曹操的授意，一来在官渡前线的曹操此时应该无心考虑这些事，二来在人才观上曹操主张以才为先，以后又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与以孝为先的传统用人观不太一样。
距许县仅一二百里的官渡前线也看到了这次日食。对于战争而言，日食也预示着不吉利，通常情况下发生日食的时候交战双方都要停下来，因而日食有时候还起到意想不到的休战作用。
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间的伊朗高原，当时米底王国和吕底亚王国在哈吕斯河一带激烈交战，战事旷日持久，打了五年还没有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