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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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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０３
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①这个一直贯穿于“文革”
始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同社会制度稳定发展极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相悖。
坚持这一理论，必然混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最终必然发展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因而必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荒谬地步，造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
“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
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向往。在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同时，他又一次把这个理想蓝图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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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在这封信中（当时人们称为《五。七指示》）描绘的各行各业组织雏形和任务，同“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社的描绘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加上了“批判资产阶级”即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项，以补仅仅是“鼓足干劲”
之不足，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这也说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本不承认“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真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事情办坏了，出了问题，是大家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所致。
因而一意孤行到底。
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
，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向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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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０３
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他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古代农民战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供给制生活实践经验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闭关锁国的“乌托邦”。为了排除实现自己理想的障碍，２０年来，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
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
，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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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
、“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
林彪宣称毛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
“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