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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
（又称“一月风暴”）
，造反派全面夺权。
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
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
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
，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
，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并写入党章“总纲”。
“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
，周恩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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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
大兴问罪之师。
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
，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
“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
，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的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１９７４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
，出修正主义。
“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
，批“现代大儒”
，实则是：假批孔子，真批“周公”。当时周恩来病重，毛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从１９７５年初开始，由邓主持党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最近讲的三句话办事，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这是又一次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良好机会。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扭转“文革”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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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局面，对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立即进行有效的整顿，首先是整顿陷入严重混乱的全国铁路交通秩序。他在一系列会议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和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２５年时间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国家大局。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尽快解放老干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要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抓规章制度建设；要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研落后会拖国民经济后腿。他还特别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经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形势尤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
，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同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而且“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毛的“左”
的错误思想在经济方面还在继续发展。
１９７５年２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这场“左”的理论学习运动，再一次为“四人帮”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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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提供了机会。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鼓吹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这期间，毛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觉察到“四人帮”继续搞帮派活动。但是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成绩还是主要的；认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衰年病重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和混乱局面作全面整顿，他摆脱不了“四人帮”的挑拨，认为邓小平只抓经济这一“纲”
，放弃了阶级斗争。随之“四人帮”传出了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于是“四人帮”加紧煽风点火，诬蔑全面整顿是“右倾翻案风”
，是“复辟”
，诬蔑恢复老干部工作为“还乡团”
，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再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复辟派”
、“投降派”
；攻击进行四化建设是搞“资本主义化”
，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是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次“左”的错误思想掀起的全国性风浪，不过，它已是完全背离民心与党心的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在这之后，还曾出现“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对“四人帮”定性的问题上，也有“右得不能再右”一说；党的“十一大”还重申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遇到重重阻碍。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因为已越出本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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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在此不作细说。从这里也可看出，尽管形势大变，“左”的东西依然阴魂不散，足见其何等根深蒂固。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践中逐渐趋于完整的形态。
１９６年５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毛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