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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
的错误。
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郑州会议时，毛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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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
、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
毛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
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９年７、８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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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手里。怕什么呢？
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
；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
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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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
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
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
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
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
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
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
１％，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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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２５。
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
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
６％。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