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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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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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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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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我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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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
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
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
，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
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
，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中，有如下两点：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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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６月，经毛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①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