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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文学艺术的奖掖和提倡，是他巩固自身作为国家和儒家文化领袖之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风气始于1407 年，这年《 永乐大典》 成书二《 永乐大典》 共有11095 册，囊括了前代关于历史、政治、伦理、地理等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该书由2000余名学者编辑而成，由于卷帙繁浩因而无法刻印。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到400册均系手工抄写而成在此之后的200年中，在朝廷、官员和学上及家族的襄助鼓励「，刊行了大量了书籍，J 铆手，包括玄篇巨制的类书、卷帐繁浩的专一著文章及各式各样的纯文学创作，这一盛况足以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 年编撰而成的《 本草纲目》 ，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 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开工开物》 亦于1637 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 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 “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 大学》 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 。 5 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 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 ”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 〃 （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基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他向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真腊、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一百来年以前蒙古曾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
这种“天朝”与“外邦”君主之间的宗主一臣属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也是别国的父执、外邦文明的母源。贡使们不单单要叩头称臣（“三跪九拜”） ，这种进贡制度亦包含了国家关系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节、不断往来、归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贸易，尤其是在中国方面，通过威胁、利诱或怀柔外邦及其统治者来达到自卫的效果。简言之，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人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这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的普世权威。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进贡则是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和其他宏伟的设想一样，其实际执行状况并不理想，但中国的史书（至少在记载中）对外邦进贡往往还特意提到一笔，使之显得格外重要。但进贡者自身往往却并不作如是观。
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