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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 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
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
法律和其他问题
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 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 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
1981 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人才。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会计实体，它们的经理自负盈亏，独立处理合同和投资问题。有人估计，这些企业将使用奶万名法律咨询人员。
1982 年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总而言之，人民代表大会被赋予大得多的权威和特权了，至少表面上如此。1959 年撤销的司法部重新设立了，人民法院分为四个等级：最高、高等、中级和初级。到1984年总共约有l ； 5 万个法院和7 万名法官。与各级法院相平行设立有相同等级的人民检查机构以及职业律师，这些律师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被指定做被告的辩护人时，主要是试图为被告辩护减刑。中国还没有设立“无罪推定论”的制度。
新的法律制度除了规模有限外，人事方面是从零开始的。1985 年有2O 个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法律系，一共录取了大约13000名学生。现在有巧个法律研究所。法律知识的普及，是由司法部和报刊等传播媒介做的。但是，既然司法人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派的．立法和司法的职能就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两者都受党的制约，因为整个政府都是党领导的。实际上法津系统并不独立于党及其政策之外。
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致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中共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中国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固然迫切而且困难，但更迫切、更困难的，是如何降低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官僚机构是有作用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1984年人口的增长率是平均每一对夫妇生2 。 3 个人。在10 亿人口（其中年人比重特别大，这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的基础上，即使按这个低的增长率推算，到创X 力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1 亿。目前中国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的1 / 3 到1 / 4 ，人均占有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的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努力争取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期把出生率降低到1 。 7 ％ （正像人类其他事情如规定作家的截稿期限一样，目标总要定的比原来希望达到的程度高些）。不管现在这个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运动成就如何，要使中国人口到加印年控制在巧亿之内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今天的现代化和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一家一个孩子会使旧的家庭价值观念发生危机。如果没有儿子魔养老龄父母和尊敬祖先，那么就得叫女儿做这些了。这就威胁到父系家长制了。
当然，人口过剩是一个世界问题。考虑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无控制的人口孽生的情况以及新的美国膜拜胎儿的宗教，看来温和的出路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人类生育的不合理性也许会升到核物质的高度。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只能极有限地做出有意识的目的性规定，至于人类社会的生命就更难对它做出有意识地目的性规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做出一个极必要的努力方面处于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这同时，邓小平政权似乎正在避免那种过去压倒过蒋介石的麒武主义。现在军队方面虽然比过去更强大了，但还依然处在听党指挥的位置。曾经总数约为4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其中300万是陆军部队― 现在已经缩减了。解放军对国境以外的攻击力量还是有限的。例如相当大的潜水艇队似乎专注于沿海防御；空军则着重于防御性的空中截击，而不侧重于战斗轰炸机。虽然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1967 年爆炸了一颗氢弹，但它的导弹储备数目大约只限于必要防御的义幻颗。高级统帅部不愿搞’‘星球大战”等幻景，也避而不搞军备竞赛。国防是在搞现代化，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在发展公海上的舰队或者要派出像蒙古帝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式的远征军。汉族统治者很久以前就决定不能派兵征讨长城以外的蛮族，要出征也必须在几十天内完成任务，不能劳师远征，以免弄得供应短缺。到外国去冒险（像明朝在l405一1433 年间派大批航海船队到印度和非洲那样）一般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耗费的资源太大了。
但是，美国人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化以前，不要忘记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极权主义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