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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
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 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 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 / 4 。
1979 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 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 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
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从中央政府的预算划归地方政府机构处理。现在发现，基建项目不能都由中央统管。过去那种不管项目完成情况如何均是一次性拨款的办法已改为由基建公司投标，中标者负责去弄一切需用的原料。
这样一来，1908 年以后，力量的平衡就摆回到：（ l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 2 ）因此，外贸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沿海城市进一步振兴起来；（ 3 ）重点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使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各省和地方政府有了机会以后，它们很快发展起消费商品的轻工业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但是物价结构仍由中央控制，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完全自由浮动。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竞争，不仅造成轻工业的大量扩张，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如基本供应品的短缺，劳动成本的提高，一个地区封锁另一个地区产品在它的地区销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减少，从而影响运输线路、水电站和矿冶方面的建设。一般说来，与这种扩张伴随而来的似乎是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官办企业，而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研究当前工业的发展，不属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范围。在这里如果装模作样公布扮世纪功年代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数字，只会降低我们论述的可信性。在不和《 中国商业周刊》 竞争的情况下，让我只指出一个增长的指数，这就是银行业务的分散化以帮助信贷的扩张。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般说来是非集中化的。与此相反，加世纪父年代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控制钞票发行和信贷．它也限制外汇和国际贸易，储蓄和商业资金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
1908 年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一定的活动范围，信贷需要大加扩张，这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非集中化。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好几个专业银行的中央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这些专业银行分别管着工业和商业、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以及基建等。人民银行和它的附属机构不再负责拨款，而发放贷款时可以自己制定利率，以鼓励效益。这个做法是为了控制人员的任用以及不让官僚机构的地方政治势力任意做出决定。但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的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例如专管基建的银行有2700 个分支行，职工有46700人；工商银行有3000多个分支行，职工达30 万人。后者不仅负责向工商企业贷款作流动资金，而且还鼓励工厂设备的技术更新，以提高产品和效率。工业的财务经营还借助于发行股票，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
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
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毛泽东主义的运动时代里，有时候采取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动员搞社会革命，有时候又要巩固经济发展。在一个革命和变动的时代，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
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 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