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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能够设法改造中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前，他们面临怎样建造一个新的、可以依赖它搞革命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间题。既然商人和国民党官吏都原封不动地照旧工作下去，而新的中共于部也已逐渐渗人到政府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就是怎样刘除政府机构中的杂草，并使它灵活运转起来。1951 一1952 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在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愉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名下，几乎每一个雇主都受到审查。很多人从此被裁去，有些则留下做政府的雇员。有两个机构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第一是统一战线，即在1949 年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包括中共成员，也包括非中共的领导人。政协于1949 年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出了渐进的办法。政府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这时动员了很多人才，直到后来中共有了自已的人员，才逐步把他们替换下来。
第二就是群众运动，即利用群众组织。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种行业的人参加这些组织。一个运动来时，这类组织的每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就可以联系到它的所有成员。这样，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这类组织就扩大机构，以联系各城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运动不仅揭发出并消灭掉可疑和不忠诚的人物，还可以发现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可以吸收到中共党内。党员人数1947 年是270 万，到1953 年则为610 万。
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当然这种给全部村民都定出阶级成分，打倒地主和提高无地农民地位的工作，l949 年以前己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是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大的地区，却是一桩石破夭惊的大事。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人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他们的身份由于上面有地主阶级，下面有贫农而被夹在中间，在公开审判、群众斗争、处决等所谓激动人心的恐怖气氛下，他们也够担惊受怕的。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有系统地向前推进之后，中共于1953 年开始计划向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系统地过渡。
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作为预备步骤，一部国家宪法于1954 年制定出来了。它代替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把中国正在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出乎意料地提前结束。这部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苏联1936 年斯大林宪法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国务院变为党的行政臂膀。周恩来既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在最高层居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下排第三位。新的政府不仅可以与苏联政府相比拟，并且可与20 世纪刃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及其以前的帝国政府相比拟。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设立了国家主席，由毛担任。毫无疑问，这是旧帝制的一种回声。为了适应中国人对首脑一元化的需要，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实行举国崇拜。与苏联相对比，军事和公安部队严格控制在党的下面。军队在毛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下面，公安则由党和公安部双重领导。换句话说，秘密警察不像在斯大林下面那样成为政府的另一分支或独立王国而对其他行政部门或人民施行恐怖统治。同时军事上也不像蒋介石那样有个军事委员会，它的各部与党和政府的各部相对垒。决定权紧紧掌握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国务院各部原则上领导各下级政权有关厅局，横的方面则每一地区有它们自己的联系。同时，仿效苏联建立了各省及其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以等额选举选出的，对上级比对下级更为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最高一级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每年开一次大会，听取报告，批准政策。非中共党员在人大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除了作为一个讨论机构外，并没有什么权力。权力主要还是控制在各级党的委员会手里。下一步的成就是农业集体化。苏联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做法是城市干部进人农村去打击和消灭富农，而富农则采取毁灭牲畜、酝酿反对活动和拒绝服从政府等手段实行反击。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中共从很早以来就是农村组织者，很接近并且依靠农民，所以它知道怎样采用渐进的方法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它在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组，第二步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这时农民把土地和农具都合拢起来，并按比例取得报酬。这一步骤使富农不致反击，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被消灭，开始时还有些改进。土改到这个地步只是牵动了占农村人口2 。 6 ％的地主户的土地，但是局面并不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
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经过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集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当地的积极分子陆续出现并被吸收为于部。结果在l954一1956 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 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各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 一l978 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 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人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毛择东的深刻的个人兴趣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 先不去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乐于接受当局要求的习性― 似乎是集体化这么快实现的原因所在。这些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当然，这也使过分热心的中共党员因成功而“冲昏头脑”。中共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土地集体化的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农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例证都对这种理论提出怀疑：土地面积小的较小的农庄，似乎倒能得到较高的单位产量。这种经济因素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集体化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平均主义社会，从而能够实现新的、更大的目标。
开始工业化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早期的工业指标却完成了，因为对农村的控制增加了国库的收人，可以用来搞工业化。实际上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大跃进”的思想苗头已经出现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事实上中共全国的干部在农村问题上比在工业问题上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增加生产的指标是不现实的。不过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