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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中共宣传家的大量批评，他们大大地宣扬了中国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贬斥了所有国民党的腐败和践踏人权的暴行。事实上国民党是用两条腿走路，不幸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这样，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就可以见之于部分独立的报章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实录，而不掌握全部政权的秘密警察常常又往有关他们的肮脏记录上添了几笔。虽然极权主义在蒋介石统治下得到了积极分子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统驭全中国，不像中共的极权主义在得到政权之后所能做的那样。结果是：国民党和中共作为政府的形象来说，根据的资料不同，实在难以比较。举例说吧，中共的实际情况，外界当时一般是不知道的。
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
15 创造新的国家
我们一旦论及194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就从历史的研究显著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了。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这件事，促使西方花出巨大力量来了解这个新的敌人。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领域交插的研究。这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已经开始，为此动员了一切有关领域的学术人才，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至于社会心理学来了解这个敌人。冷战引起了对苏联的类似研究。在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加上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付出长达10 年的努力，动员各主要学科从事中国的研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局面。
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宇宙的各种现象，因此自然爱把各国之间的问题加以比较。关于中国，他们有几十上百个新问题要问。经过30 年的培养、训练、实地考察和艰苦工作之后，我们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知道的，比关于中国历史的任何较早时期都多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社会科学对事件的分析，多于单纯的叙述。虽然“现代史”中已经充满社会科学的分析，但是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研究证据。结果是本书的最后几章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量成果，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建议读者仔细看看本书附录的《 剑桥中国历史》 第14 卷和第15卷目录表。本书下面叙述的各章就是得益于那些权威的论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做了许多中国过去历史的引证，那是希望借此鼓励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杂交。为减少混乱，我在最后几章中加了几个副标题。
为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一些概念，我们不得不把l949…1985 年间分成几个时期，又把各个时期分成不同的方面：主题和因素。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一大堆有名称的事件、单位和人物。它们有的是特有名词，有的是简称，有的是缩写，总之跟2O 世纪3O 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用过的千奇百怪的缩写名词一样。用最广义的措词说，从1949 年到1985 年这35 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孪，即毛泽东的“大跃进”（ 1958 一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有人称他为“民粹派”。如果简单地从美国政治中转用这个名词，不但说不清问题，反倒会把人弄糊涂了。每一次“民粹派”式的痉挛（动员政府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人民群众）之后，都会有一次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1961…1965年和1976…1985 年两次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有些人喜欢看到这种变换，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与物质“发展”之间的变换，虽然这些名词是如此之暖昧，以致简单化到常常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如坠五里雾中。中共的革命有时只用两三个口号标志出来，实在来得太快，令人难以捉摸。不说别的，只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八年― 自1949 年l0 月至1958 年初― 之后就接连发生了两次人民中间的大混乱：第一次是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接着是1 961…198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即从1966…1969年，或者现在多数人同意，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在这一连五个不同阶段中，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阶段，在中共一些干练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领导下经济上有进步，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两个阶段是由毛泽东所控制，它们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很长时期争论不已。
这一章要回顾的，是1949 年到l953 年，即关于接管和政治统治的巩固，然后是1954 一1957 年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苏联型的工业化，最后是关于党的专政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淡泊的关系的社会问题。
初期（1949…1953）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正如同满洲人在接管全国之前先在南满洲建立了他们的国都，同时笼络汉族官吏一样，中共在打赢内战过程中也在华北和西北建立了临时政府。毛泽东是理论和战略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之下，中共领导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工作，在政治局讨论政策问题，把决定下来的中央指示发至地方。主要的战地司令员如彭德怀、聂荣臻和陈毅，都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很多年。党的建设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曾在延安一块儿工作。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紧密团结的集体。
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似的，他们原以为还须打几仗才能控制全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刚一打败国民党军队，全国就立刻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这不仅仅因为和平是众望所归，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共的胜利已使一切抵抗终止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领导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不能单分析乐器，还要分析指挥动作。
首先，解放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新解放区。全国分成了六个军管区，初期都由军管会管理，直到1954 年民政机关陆续建立起来后，军管会才跟着取消了。总的看来，中共认为在他们统治的头三年，在他们能够开始社会改造之前，有必要先恢复经济和动员人民群众。但此时事情又一次比他们自己预想的发展得得更快些。
他们在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让国民党的官吏留在原地不动．这些留用人员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照旧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总数多达200万人，而中共顶多只有75 万人准备来接管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整顿工作进行得很快。首先，通货膨胀以几种互相配合的方法得到控制：由于所有银行都已接管，信贷得到控制；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组织起来，对主要商品实行控制。对人民公众保证按市场条件供应物资，只是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基本商品计算― 如多少粮食，多少油，多少布，等等。这就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商业得以稳定。商品的流通和货币保持了平衡，通货膨胀压缩到一年大约巧％。这对于工薪阶级来说，简直是一件救命的大事。铁路的重建和恢复轮船航运倒没有很大问题，不过刚过一年中共就投人了朝鲜战争，这显然是一次冒险的赌博。l950年10 月中国“志愿军”进人朝鲜，面对着美国的炮火，先后造成100 万人员的伤亡。虽说莫斯科方面有一点帮助，这次战争对中国资源却是严重的消耗。不过“抗美援朝”的公众活动，却像先前抗日战争和内战一样，形成一次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L949 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干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婚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 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 新民主主义论》 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妇女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