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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中国和越南的档案向学者们公开后，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意图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没有这些材料，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在冷战的四十年中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经常误解并因此夸大东方的霸权和达到那种霸权的能力，但言过其实地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威胁中保护自己，则仍是一种糊涂和不负责任的说法。
今天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怀疑，苏联和中国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行动和影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促使约翰·F·肯尼迪总统做出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去南越的两个条件将不会被满足，的确也不可能被满足：政治稳定并不存在，而且看起来也永不会实现；南越政府，即使在我们给以军事帮助和后勤支援的情况下，仍不能保卫他们自己。
列举这些事实——它们的确是事实——我相信，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越南撤军，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吴庭艳被暗杀后的骚乱时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权的军事和政治弱点日渐明显时，正如下列表格中对应的数据所显示的，我们至少有三个其它的机会可使撤退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果正确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释，我不相信，美国在任何这些时机的撤军，会导致西欧怀疑我们对北约的支持和对他们安全的保证。我也不相信，日本会认为我们的安全条约更少可信性。相反，从越南的撤军可以保全我们的实力，使我们能够在其它地区进行更具防御能力的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信用程度。
有人说冷战后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训将不再适用或与二十一世纪无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想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它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它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以上所述是我们的主要失误。它们虽然被分别列举，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着。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或转化为其它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
指出这些失误，可以令我们看清越南的教训，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应用它们来审视冷战后的世界。
虽然，从八十年代中以来已经出现了冷战即将结束的明显迹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校正它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时，却都行动得十分迟缓。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他们还没有看清楚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车臣、索马里、海地、苏丹、布隆迪、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出现的骚乱，这一切似乎使人们看到，在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是在国内的不同集团之间，还是在延伸的国界之间，都仍会存在冲突。宗教间、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将继续下去，民族主义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革命将会爆发。超越政治分野的历史性争端也将持续下去。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悬殊将由于技术、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布而不断扩大。从冷战开始前就长期存在的第三世界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们演变为前苏联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状态，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引发了一百二十五次战争，导致第三世界四千万人的死亡。
在这些方面，将来的世界不会与过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别，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战后的年代里，美国拥有权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威，用我们的选择来塑造世界。在下一个世纪中，这将绝无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人们希望，它也能承担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责任。同样，人们也希望西欧能担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联合必然会随之出现（尽管有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反对），这将加强西欧在世界政治中的实力。
到下个世纪中叶，几个过去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将会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出现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