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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闻。总统曾对他的助手说担心我会自杀，就像杜鲁门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那样。从那时起，大家似乎都认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没有如此。我的确感到有压力，我与美国总统不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紧张，但我并没有接受治疗。除了偶尔吃几片安眠药片外，我没有服用任何其它药物，也从没想到过自杀。
事实是，我得出了结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对我们双方来讲，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看法，因此，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很多朋友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说我做错了，他们认为我应该辞职，以表示对总统政策的抗议。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总统（除副总统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选官员。他指定每一位内阁成员，内阁成员除总统外没有自己的选民，因此，内阁成员对人民负有责任，内阁成员的权威和责任来自总统。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内阁成员经常在公众中露面，有些内阁成员会形成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权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一些人说，我应该通过辞职来使用这个权力，向总统的越南政策挑战，为那些寻求改变这一政策的人带个头。
我认为，那将有违我对总统所负的责任和我拥护宪法的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迪安·艾奇逊告诉我的事。迪安·艾奇逊说，三十年代初他在罗斯福任职期内做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总统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辞职了。罗斯福曾对他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宪法规定辞职的官员，我决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简单地说，尽管我与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旧忠实于政府，忠实于他。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同样强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仍旧相信我可以影响他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我的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个月后我离开五角大楼的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队攻打远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军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公海上北朝鲜扣押了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一星期之后，越共对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进行了爆炸和进攻，发动了血腥的“春节攻势”。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进行了关于越南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出于经济、政治和道德的考虑，我拒绝了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万军队的要求。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批准了这一申请。
我离任的时间正在临近，我给总统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找不到适当的词句表达此刻我内心的情感，五十一个月前，您要我在您的内阁中任职。在我一生中从没有任何时期曾带给我这样多的矛盾和斗争，也从未伴随有这么多的满足。斗争将永无尽期，且不断增强。而若没有您在每一步都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我的满足将会很少。
任何人都会为自己能在这届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它在人权、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一百多年的疏忽自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纠正。但您排除阻力，推动和劝导这个国家进行了基本的改革。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子孙将从这些改革中获益。我深知您为此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中付出的代价，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受惠于您。
我将不说再见——因为您知道，只要您召唤，我会随时响应。
您忠实的：鲍勃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玛格丽特也给总统和总统夫人伯德写了信，她收到了总统令人感动的回信，其中写道： 这次分离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如此凄凉。你知道，如果要我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 和鲍勃分手的话，那就是大约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独自离开了办公室。从没有任何人像你丈夫那样令我如此钦佩和欣赏。你信中的许诺将使今后的日子呈现光明。虽然我们的生活将会从此改变，但是正如你所写的那样，伯德夫人和我将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对你们俩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会永驻于赞美和感激之中。
爱你们的：林登·B·约翰逊 二月二十九日总统为参加我的告别仪式来到了五角大楼，我们一起乘电梯去我的办公室。电梯上升时卡在两层楼之间，开电梯的警官通过就急电话呼叫维修工，维修工问： “你们是满载吗？”警卫回答：“当然是。”我们电梯卡在那儿大约十到十五分钟，不用说，总统的贴身保镖紧张得快疯了。最后，一个维修工从顶部爬进去，把我们解救出来。
然后，我们向阅兵场走去，它位于五角大楼旁河流人口处的前方。由于处在战争时期人们都情绪不高，但礼仪还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队组织了全套的告别仪式向我表示敬意。这包括讲演、乐队、仪仗队、礼炮和海空军联合进行的战斗机编队飞行表演。告别仪式在猛烈的暴风雪加雨中进行，这看起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飞行表演。而讲演用的扩音设备也发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湿，最后扫兴地离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东厅向我颁发了自由勋章，当时在场的有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和大批华盛顿官员。七年前我就站在这同一个房间里，骄傲地进行就职宣誓，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冷酷、讲究高效率的人，但当时我却变得异常激动。今天我又是如此。当轮到我讲话时，我看着总统开始说道：“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我今天的心情。”然后我突然被噎住了，骄傲、感激、沮丧、伤心和失败等各种不同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假如我能够说出来，我要说的将会是下面的话： 今天，在经过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后，我结束了与一个就我所知性格最复杂的人的最亲密的合作。在这个房间中的很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是粗鲁的、平庸的、狭隘的、工于心计的、虚伪的。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会表现出这些特征之一，但就其个性的整体而言，他远远超过这些。我相信，在几十年之后，历史将评价他做了很多。例如：通过诸如“人权法案”， “选举权法案”和“伟大社会立法”——他提醒我们全体，看清我们对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种族偏见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在这方面他所做的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对于越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战争而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他一样，都没能更明智地去处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应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玛格丽特重回白宫东厅。这次是她获得荣誉，我作为旁观者，卡特总统授予玛格丽特自由勋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玛格丽特发现阅读在学习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项“重视读书”计划鼓励和帮助有缺陷的年轻人进行阅读。当时，玛格丽特正处于与癌症长期斗争的末期，在授勋仪式举行后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时全国已有七万志愿者在她创建的组织中工作。
我对越南事务的卷入在我离开白宫东厅那天就结束了。当然，战争又继续了另一个七年。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
这样高的代价值得吗？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一些人则可能更进一步说，苏联将会冒更大的风险在世界各地扩大它的影响，特别是中东。在那里，他们肯定会寻求对石油生产国的控制。这些人所说的或许没有错，但我却深深怀疑这样的判断。
当苏联、中国和越南的档案向学者们公开后，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意图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