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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国家作保这一项，总理衙门是死活都不肯答应的。他们提出，公司既然是商办的，凭什么让国家来作保？
但这种说辞哪能忽悠得了比利时银行的那帮老油子，他们不相信盛宣怀或者是铁路总公司，而只愿意相信清政府对他们在中国的实在的权益的承诺或担保。他们提出，要借他们的钱，那日后一切责任，一切交涉，都要清政府出面承担。
铁路商办，本来就是要让政府不卷入对外借款的纠纷中，能够脱身干净，如今还要由国家出面来担保，那不是作茧自缚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朝廷是始终不肯让步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费尽口舌，还是没有能够得到首肯。最后，张之洞与比商商量妥当，决定不用“作保”字样来刺激总理衙门，而改作由国家“批准”，并请朝廷声明准许铁路总公司认办五十年，且可扩充承办苏杭、粤汉、沈吉等路，作为对比商的保障。清廷见这还像话，才答应了下来。
得到中国打算用比利时款的消息，英德公使都来总理衙门做说客。比利时人不想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为了让英德断了念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动将借款利息减低至四厘九扣，包办全部外料也改为包办一半外料。这样一来，他的条件比中英公司草约又优厚了许多。英德公使也只能悻悻而归了。
四月二十四日（5月25日），朝廷下旨准许和比利时人签约，二十六日，双方在武昌签约，这被称为“卢汉路借比款第一次草约”。这个草约，中国并没有损失权利，无论是用人还是行政方面，一切大权都在铁路总公司手中。同时，为了防范比款中的法国味道，还特意规定他国不得干涉，比利时人也不得把借款权力让给他国或他国人。加上这份草约规定的利息格外低，没有经手费用，比甲午战后各次借款都便宜得多，总理衙门、张之洞以及盛宣怀都弹冠相庆，认为是大功一桩。
但他们忘了，这只不过是草约而已，在订立正约之前，一切都是浮云。
比利时人的策略就是先签草约，把其他竞争对手都吓跑了，然后再勒索清廷。
准备签订正约时，比国公司代表德福尼（Dufouny）听说了当时清廷向英德银行借款时的利息是五厘，九六扣，还有经手费用，心理就不平衡了，于是就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挑剔草约，坚持要加五毫的经手费，并要求另订续约。
盛宣怀哪里能容忍这样的出尔反尔，就去追问原来的经手人比国领事法兰吉，但后者借故不肯来调停。经过多次调解，德福尼坚持不让，并限期要他们做决定，否则草约作废。
一听到比利时人反悔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又一次闻风而至，他们都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是李鸿章与张之洞却不同意，他们怕一旦毁约改借其他人的钱，问题出现更多，事情更加棘手。于是，最后还得靠盛宣怀尽力与比利时人周旋，确定下来，加四毫佣厘，连同利息变成四厘四毫。在这次让步下，双方又签订了“卢汉路借比款第二次草约”。在这个草约里，盛宣怀终于把自己的另一项重要事业摆进了铁路这盘大棋里。草约规定，双方的经手银行，比方为协助工艺公司，中方则为盛宣怀一手创办的通商银行。
草约签署了，该开工了吧。可没想到比利时人真是能折腾，没过多久，他们的公使又来北京，要求清政府为这笔贷款担保，说是为了避比利时的什一税。可傻子也知道，要避税，当然是公司自己派人来暗中要求通融，哪里有国家公使来交涉的？代表国家的公使竟然替公司来协商逃国家的税，这成何体统？对这个无稽的要求，总理衙门和盛宣怀都不肯答应，但在洋款难借的现实压力下，清廷最后只好迁就了事，在债票上注明该债务是“遵照大清国批准”的。
虽然比利时人已经翻来覆去好几回了，但考虑到德国人可能承建的胶济路或者沪宁路，其条件肯定比卢汉路苛刻；同时，当时局势紧张，英俄军舰云集，国际市场上关于中国的证券交易行情非常低落，债票不易兜售；另外，第三次对日赔款国债议定的利息更是高达四厘五，比利时人再次悔约，要求将原合同作废，由比商暂借140万镑，利息五厘，折扣为九扣，先拨35万镑存华俄银行。
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的法国人也来帮腔，摆明了告诉总理衙门，说比利时人的钱都是来自法国的，现在国债利息高，时局也不好，所以要求加息。而比利时人更加是开出了利息高、款项少，且要求行车管理权的条件，这种条款，清廷是肯定不能接受的。李鸿章对当初没有用美款，真是肠子也悔青了。但这个时候时局不利，俄法德等国都在找中国的茬，再与比利时人决裂，肯定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忍忿妥协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比利时只要求加点利息的话，那还是借他们的钱比较好。但比利时人还是只肯借140万镑，这点钱，铁路连黄河南岸都修不到。但环顾周围，俄国人已经攫取了正太路，德国人正窥视沪宁路，而英法也竞相觊觎粤汉路，全国路权都岌岌可危，卢汉路为贯通南北的中干，一旦落入上述任何一国手中，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只有继续与利息重但没有政治野心的美国人商计了。
三月二十四日，中美密订了“粤汉路草约”，允诺卢汉路如果比利时人不干的话，就让美国人入伙。总理衙门这次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和比利时人说拜拜了。
消息一出，比利时人立刻怂了，态度突告急转，双方于是又达成了协议。但比利时人变脸真的比变天还快，协议刚一签订，他们就又反悔了，提出了新的要求，把原先的合同改得面目全非，不仅用人、行政都为比利时人一手掌握，法国人干预的面目也暴露无遗，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对粤汉路权的企图。盛宣怀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当场就怒斥比利时人出尔反尔，坚决不同意新方案。他气急败坏地跟王文韶、张之洞提出了要和比利时人彻底分手，而转用美国人的钱来修路。可惜，这个时候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人承销的粤汉路的债票也售不出去，美国人对于卢汉路的借款也犹豫起来了。
但是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也是色厉内荏的，一方面美国人的钱是他们的一大威胁，另一方面，英国人也随时在见缝插针要抢夺卢汉路借款权。所以，在见识到盛宣怀的强硬态度后，他们反而软了。比国公使主动认错，说前次事端是比利时商人偏执造成的，要求仍然按照原来的协议执行。
四月十六日，谈判重开，比利时人提出了正式和约的稿子，除了要求北段另售债票外，他们还提出由分卖债票最多国公使作公断。当时“戊戌政变”将即，翁同龢被罢职，中国政局呈山雨欲来之势，盛宣怀心急如焚，急于要把事情赶紧搞定。李鸿章就与比利时人商定，“请分卖债票最多国公使公断”这一条目改为“彼此请公正之员评断”。最后，经历了多番波折，五月八日（6月26日），双方在沪签约，这就是“卢汉路借比款详细合同”，也就是正合同。
这份合同与前两次草约相去霄壤，无论利息还是用人行政，中国都损失了很大的权利。尤其不幸的是，这为日后的铁路借款开了极为不良的恶例，使铁路的行车管理权成为了借款抵押的一部分，致使中国各铁路行政权长期控制在他人手中。得了这份不菲的利益后，法国和比利时人激动得飙泪，认为“法国同它的盟国俄国、它的伙伴比利时一起”，“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
丧权固然不该，但在当时，中国处于将被瓜分的局面中，盛宣怀与总理衙门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将损失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内。至于结果的不利，只能说是时势不济所造成的，要归责于盛宣怀等人，恐怕有失偏颇。
其他几条干路
“中权干路”卢汉路的尘埃终于落定了，但中国的铁路修建大潮才刚刚开始。列强们紧紧盯着每一条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线路。
在卢汉路上，法国人捞到了好处，这让英国人尤其眼红。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他们好好发挥的时候。在《马关条约》刚签订时，怡和洋行就秉呈总理衙门，要求“承办”山海关外续修铁路的工程。但当时清廷不打算修关外段，而是掉头去修津卢路（天津—卢沟桥）。但1896年，清廷把东北借地筑路的权益让给了俄国人之后，也产生了借英国力量牵制俄国的想法。到1897年，津卢路也修好了，清廷决定继续修建关外段铁路。汇丰银行主动提出要提供款项。
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