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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诸多的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人情练达、讲究实际、足智多谋，使得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以后期爱新觉罗家族男儿少有的胆识，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不仅仅使清国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稳固了她的统治。从1862年到1875年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清在慈禧与恭亲王的领导之下，似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个国家在渐渐的开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涩气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鸿章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是“自强”运动的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权的初级阶段，李鸿章因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与慈禧的接近，赢得了这个女人的好感。这也决定了慈禧与李鸿章在今后的岁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缘。
慈禧与李鸿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属羊，从年龄上说，李鸿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轮。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列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慈禧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让李鸿章感恩戴德，李鸿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李鸿章知道，在内心深处，慈禧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尽管自己手握重权，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鸿章深深了解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鸿章，而不是李鸿章操纵着慈禧。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性格与喜好，往往就是游戏规则。李鸿章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绝对规则的。
第十四章 忠与奸（3）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第十四章 忠与奸（4）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