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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战争的本质发掘出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反对战争的歌颂者之宣传与歌颂反革命的战争，舉们也反对和平主义者之反对一切战争。
我们要发掘出战争的本质，根据此本质的区别，才能确定我们对各种战争的应有态度。
怎样发掘与判定现代具体的战争的本质呢？列宁早于1916年告诉我们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必须研究战争的政策，研究这势必引起而且已经引起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如果政策拥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那么从这个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战争，就一定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换句话说如果政策是代表反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的，那么从这个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战争，就一定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列宁：《论民族战争评克叶夫斯基》）
在1915年，列宁也曾说过：“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政治却是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争取 民族生存，是亿万人民要从反动大国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73页）。
把战争的本质揭发出来，也就是把战争的真正的政治目的暴露出来，就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而决定我们的态度。帝国主义战争是 “拥护财政资本的利益”（列宁），“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别的人民”（《联共党史》第六章），所以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无产阶 级革命战争是为了 “推翻资本家地主的剥削者”（列宁）或者是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民族革命战争是“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而反对民族压 迫者”（列宁），这两种战争“其目的或是在于保卫人民，防御外来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图，或是在于使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之下解放出来，或是在于使殖民地和附属国家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联共党史》第六章），所以都是解放的非侵略的正义的战争。根据这 些战争的本质与其政治目的的区别，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不是一律反对也不是一律赞成，我们对于正义战争是赞成的、拥护的、以至于牺牲一 切坚决为这一正义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战斗到底，如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一样。我们对于非正义战争则坚决反对之，直至以革命的战争 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日寇侵华的战争是继续其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以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它。
我们不因战争给予人民以灾难而反对一切战争。联共在1905年即指出：“……不能离开历史意义来看战争。对于它，没有绝对的 灾难，正如没有绝对的幸运一样，……它应该从它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它的发展和解放的利益的观点，去看和去估计战争的意义。它对于战争的估计，应当不是凭牺牲者的数目，而是凭它的政治结果。阶级的利益一定要高于因战争而牺牲和受苦的个人利益。而且如果某一战争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它服从于无产阶级全体的利益（对于中国则是民族利益，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作者），如果战争解除他们一部分的束缚，给予他们斗争和发展的自由，那么这样一个战争，就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尽管它会带来牺牲和痛苦。”（《无产者》1905年9月14日）。
我们不以“进攻” “防御”来区别战争的性质，苏联的防御推进到卡累利亚地带进行，并不影响其正义战争之性质；同样，如果印度民 族起义进攻英国的军队，也是革命的战争。
我们对消耗战与歼灭战、持久战与速决战，只看作是战争一个侧面的区别，不是战争本质的区别，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侧面是主要的。例如我们抗战已经开始，正义战或不义战的问题，巳不需常谈，而主要的问题，乃是中日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本质外各个侧面）？为什么？怎样办？这时回答这些问题，提出最主要的特点——侧面——“持久战”，是必要的。所以有《论持久战》一书，而无《论正义战》一书，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使全国人民了解当前所进行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其发展前途如何？怎样才能胜利与解放。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告诉我们：“……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开始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
这就是我们对战争的认识与态度。这种认识与态度，同唯心论与机械论显然的不同。
我们的研究就这样开始。
二、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研究战争怎样依据于经济，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经济。我们一方面反对像杜林那样唯心论的见解，把政治暴力看成是首先的元素，历史的基础，而把经济看成是第二秩序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反对“潜在武力论”者瓦尔特等机械论的见解，无视战争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上面讲过，列宁指示我们：“辩证法要求我们从发展上对所有的现象作全面的研究，要求我们把外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还原于根本的起动力，还原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杜林的“特出”的命题：“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的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是第二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98页）。杜林为了证明这一命题，还举出儿戏似的例子，说鲁滨逊在孤岛上“手握利剑”奴役了礼拜五，以证明“暴力”可以产生“财产”。恩格斯反驳他说：“就在幻想的鲁滨逊的岛屿上，利剑也从来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如果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么我们同样有根据可以设想，礼拜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实弹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的暴力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礼拜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可见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的行为，而需要某种工具，所以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的力量’，以‘经济的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同上书第206页）。接着恩格斯又指出：“目前，暴力是陆军和 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可是这也不是时常奏效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与战略，首先依 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由此可见“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 ；也比政治方面同样要基础性得多”（同上书第199页）。
我们再从历史上来看：
在原始共产制的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没有战争。人们只用猎具（弓、矢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