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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93，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不同年龄群体分为16…35岁和36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前者为青少年、青年，后者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两个年龄段比较发现，职业评价排位差异比较明显，只有4个职业排位相同，其他均存在差异。差异在10位以上的有20个职业，在5位以上的有38个职业。
从职业评价的“年龄”差异看，比较突出的有如下特点：一是35岁以下组比较注重权力的法律因素。现代社会的管理讲究法的至高无上，年轻群体法律意识相对比较强。如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的职业评价排在2、3名，均高出36岁以上组。显示年轻群体更多重视社会的法律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逐渐在认识和接受法制的作用。二是35岁以下组相对轻教育职业。如科学家排名第一，但是大学教授、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及幼儿园教师职业评价评分均远远低于36岁以上组。说明教育事业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较弱。三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行政职业和专业技术职业，如行政机关科长、政府机关办事员、机关政工干部，以及工程师、企业技术员等职业，其评分均高于36岁以上群体。四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新兴的职业，如服装设计师、电视台主持、服装模特、保险公司业务员等。这说明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兴行业，年轻群体接受力较强。五是倒数看职业评价评分，对传统意义上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比较好的工种，35岁以下的群体打分更低，如车工、纺织工人、清洁工、印刷工人、矿工、建筑工人等。这一类的职业声望会出现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从不同年龄群体的职业评价差异看，年轻群体对职业的评价首先反映了现代社会更加重视社会法律权利；其次重视与权力、技术相关的职业，而轻视与从事教育事业相关的职业；再次，更加重视新兴职业，而轻视传统意义有价值的职业。这一切均说明年轻群体对时代脉搏更加敏感。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2）
从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看，16…35岁群体比36…69岁群体更趋于一致。16…35岁群体对科学家、市人大主任、市长、县委书记、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36…69岁群体对国营企业厂长、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国务院部长、县委书记评价存在明显差异。
三、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78，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分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群体。两个群体职业评价排名相同的有4个职业，排名差异在10位以上的有22个职业，排名差异在5位以上的有48个职业。
对不同文化程度群体职业评价的分析发现主要差异：一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体更看重有权力的职业。如政府机关局长、政府机关办事员、政府机关科长、工商税务人员、机关政工干部的职业，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业评价排名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二是重视与权力相关的职业。对汽车司机的职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评价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排名在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职业的前面，前者比后者提前10位。与其相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将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职业的排名在前，比后者提前15位。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更看重与行政权力联系的职业。可能的原因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中从事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职业的人占比例小。
从不同文化群体各自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性比较看，二个不同文化程度群体比较趋同。说明文化程度对存在差异的职业声望评价方面相对影响较小。
总之，虽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受其自身条件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总体评价上是趋于一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基本排在前二分之一；职业声望排序与权力、知识、教育、专业技术以及需求成正比。在注重职业评价的等级性、市场性及务实性方面也基本接近。
与内地有关调查的比较
深圳市民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2001年）与北京市民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李强，2000）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一、深圳市民更看重权力，而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识和技术
在深圳的职业声望评价中排序在前30位中，有18个职业与权力有关，有12个职业与知识、技术、教育有关。而北京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序在前30位中，只有6个职业与权力有关，有24个职业与知识、技术、专业有关（见表 106）。针对北京市民对官员评价不高，李强认为：“反映出官本位体制的大大衰落。官员普遍受到批评，对于国家干部的评价普遍不高。有人说，一提起当官的印象就不好。对于工商税务人员，人们的评价也不高，究其原因，也是多被认为有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的行为。由此可见，由于腐败行为盛行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于官员地位的评价大大降低”（李强，2000）。
与北京市的职业声望评价相比，不能说大多数深圳的市民对官员就十分热爱，也不能说深圳的官员没有、或少出现北京的官员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倚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深圳人从权力的社会价值本身判断，认为权力的作用大，其社会价值就大。官员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其掌握权力的职业的社会价值。北京人以社会道德价值判断为标准，认为官员出问题，其职业的社会价值就降低了。一个以职业的客观社会价值判断为标准，另一个以职业人的主观社会道德水平判断为标准。这一差异导致了深圳人与北京人职业声望评价的尺度不同：前者对可能有失道德水准但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仍然评价高，后者可能因为其职业行为不道德而对其职业评价降低。相对对官员的不良评价，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识、技术，可能知识、技术含量高的职业不容易“以权谋私”失去社会道德价值。第二，北京的权力资源的影响没有深圳的权力资源对市民的影响大。如深圳的高官没有北京的高官多，且深圳的官员待遇好，所以深圳人比北京人对高官看得较重。北京地区级别高，局一级的官员很多，局级干部骑自行车上班常见，也很正常。但是如果在深圳就是一件不可能、或是不可思议的事。深圳在位处一级的领导配置汽车很普遍。深圳地区小，行政职务有限，待遇又好，所以深圳人对官位比较看重。第三，深圳官员的职业行为在向科层制规范的方向转变得较快、较好，进而影响到世人的有关职业评价取向。当然，这些分析，可能是形成我们做下一步调研时有待验证的一些假设，而非为此次调查的实证结果。
二、职业等级观念上的差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流动频率较高，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已基本形成。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越来越与职业权力、知识、技术、教育、收入的含量及市场回报成正比，含量高、回报高的职业，评价就高；而且，不同群体的评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三、工具理性较强
如在深圳人的职业声望中，“中学校长”排在第一，排在其他所有权力资源高的职业之前，这是世界范围有职业声望评价以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其原因是优秀的中学太少，大学更少。按照世界标准，就深圳的人口比例，至少要办8所正规大学。按年升入大学的比率看，相对好的中学有5所，普通正规大学无论好坏只有1所。大学可以去内地或国外就读，但是，绝大多数父母愿意年龄仍小的孩子中学在身边念。这样一来，深圳的父母们就非常重视其子女就读好的中学，而深圳好的中学供不应求，“中学校长”这一有权决定子女能否入读好的中学的职业便成为资源稀缺职业。因其紧系市民及其家庭利益，非常重要，故而对其予以最高评价。在做了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