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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分别以各个组〃小学教师〃的平均分为参照，对各组其余的10个职业序列平均分进行标准化（其中的б就是每一组的〃小学教师〃的平均分）。
⑷81种职业标准化得分的取值在…1646…4646之间，其中〃小学教师〃是〃0〃分，将两个端点的标准化取值分别赋予90分和10分，根据线性方程：Y = K*X ＋ B，对各职业的标准化取值进行线性转换，得到每一种职业的T分值。
⑸81个职业的T分值就是职业排序的基础分值，以此对本次调查的职业进行排序。本文中的职业得分及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职业评价比较的计算均如此。
职业声望评价的基本特点
调查显示，得分较高的职业多为权力在握的政府官员和需要接受长时间专门训练的职业，得分较低的职业则集中在一些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只需凭体力就能胜任的工作。
一、基本特点
1、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受宠
从调查排序表看，排名在前半部分的职业基本属于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脑体倒挂”已经得到纠正。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脑体倒挂”现象，不仅说明当时的社会物质资源尤其是金钱的占有更多地倾向于一些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职业，如个体户等，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脑力劳动价值的怀疑和否定。
2、对于官员评价高
排在前10位的职业中有6个是属于有官位的职业：中学校长、国营企业厂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如果从排在前30位统计，有18个权力含量高的职业。其中有15个是属于有职位的职业，其他是属于没有职位的职业，如：政府机关办事员、工商税务人员、机关政工干部、警察。国内一些相关调查对工商税务人员评价不高，基本排在前半部分的最后，而深圳工商税务人员排名靠前，在前第19位。说明以权力或特权为基础的官本位制有着极为深广的渗透力
3、重知识、技术的含量
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排在前10名。从中可看到，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的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的社会声望均较高。
4、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
从行业所有制性质看，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如国营企业厂长职业声望最高，其次排序是：外资企业经理、集体企业厂长、私人企业老板，前后相差34位。再以电工职业为例，排序为：国营企业的电工、外资企业的电工、私营企业的电工。而政府机构的领导则远比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企业工会主席职业声望高。政府机关的办事员的职业声望位置与企业技术员的职业声望位置相比，也相差19位；并且，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也比出租小汽车司机排名靠前。人们对政府、国有企业职业评价高，可能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及国家所有制单位仍拥有绝对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反映。
5、对经济收入可观的职业声望评价高
建筑队包工头、企业采购员、个体运输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职业评价高。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些经营者过多地追求经济收益的不良行为而做出职业声望的低评价。
6、对工人、农民职业声望评价低。
对清洁工、纺织工人、种田农民的评价，没有因为职业的崇高和纯朴而提高职业声望，工人的职业声望在直线下降。这一点与北京市民有所不同（参见李强，2000）。
二、对基本特点的深层分析
从以上的总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新型移民城市的深圳经济特区，职业声望评价显现出很强的工具理性及现代意识：一是认同职业的等级划分。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的权力、收入、声望、教育资源的分布及社会地位分配成正比。二是重市场化因素，而轻道德评价。只要是符合市场需要的职业，职业声望评价就高。不会因为职业形象的社会刻板印象——高低贵贱、好坏、善恶等而影响职业声望的地位评价。三是非常务实，而非理想化。权力、收入、教育资源较多、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就高，如出现中学校长排在第一的现象（深圳好的中学少，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大多数人的子女进教育质量好一些的中学不容易，而这关系到孩子的高考升学机会，自然中学校长职业声望的排名在大学教授、科学家等之先）。国务院总理的职业离寻常百姓的比较远，所以排名相对比较靠后。四是重视权力和法的结合。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在官员中排名在前。一方面说明法律规范的作用在逐渐被世人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阶段权力和法的结合作用对社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见表 100）。
从差异性看，深圳人对权力资源含量大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如：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县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标准差与平均数接近或超过平均数，说明人们对其职业评价所持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现象也反映出对党政领导有权力职业的价值评价标准上的差异。可能有些人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对于权力行使中的不良现象反感而给予较低的分值；有些人可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因为这些职业的高获益或者对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而打高分。但从总体分值看，权力含量高的以及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名靠前。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1）
我们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角度，对职业评价做进一步观察，以分析不同群体在社会职业评价存在的共性及差异。
一、不同性别群体的比较
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与国内比，北京市民不同性别的职业声望评价相关系数为0972，高度相关（李强，2000）。国际上的有关研究也是高度相关：美国为098，丹麦为099，菲律宾和赞比亚均为098（Treiman，1977）。与国内外“男/女”相关系数比较，深圳的“男/女”相关系数相对低。但0896的相关系数也属于相关性高的范围，处在001显著水平上，可见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
深圳“男/女”职业声望评价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差异：一是性别角色模式对“男/女”职业评价的影响。男性对工程师、飞机驾驶员、报社记者、体育运动员、电工、企业采购员、推销员等职业的评价远远高于女性的评价。而女性对机关政工干部、中学教师、医生、护士、居委会主任、公共汽车售票员、宾馆服务员、图书管理员、商店营业员等职业的评价大大高于男性的评价。尽管深圳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但并没有根本转换其从事的职业类型的传统模式。传统的性别角色心理和职业取向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要表现在职业取向的根本转换上；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尝试更多的职业，并且获得更大的成就，显然她们选择的视野会更加开阔。二是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男性的评价将中学校长排名第1位，而女性将其排名第6位；男性的评价将县委书记排名第4位，而女性则排名第17位；女性将科学家排名第1位，而男性则排名第8位；女性将国务院部长排名第5位，而男性则排名第21位等。这些均反映男性的职业评价更接近现实，而女性的职业评价更多受到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三是权力、权威的客观性影响。对现实中有权力的职业，如政府机关的局长、工商税务人员、警察、企业工会主席等，女性的评价高于男性。女性可能认为这样的职业更具有权威性。
从“男/女”评价显示的差异性看，男性群体内的差异性大，平均数超过或接近标准差的比女性群体多，也就是说女性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比男性群体更高一些。女性主要对国务院部长、市长、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主要对市人大主任、县委书记、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存在明显差异。
二、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93， 在α=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