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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受他们欺骗了。他说:“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