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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受他们欺骗了。他说：“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