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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金川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