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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青岛健特生物收购了上海华馨持有的无锡健特51％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无锡健特的股权结构变成青岛健特生物占股份总额的51％，上海华馨占股份总额的39％，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股份总额的10％。
第13节：史玉柱系（5）
收购上海华馨持有的无锡健特51％股权，青岛健特生物付出了9350万元。
2002年2月3日，青岛健特又与上海华馨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收购上海华馨持有的无锡健特39％股权。这一次，青岛健特生物支付了1？22亿元。
这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买卖：当年上海健特和黄山康奇收购华弘药业，并将其改名为无锡健特，一共投入了1000万元左右资金。即使按照无锡马山生物医药工业园区管委会的说法，也不过才3000万元人民币。上海华馨购入原黄山康奇持有的无锡健特40％股份，花费428？51万元，同黄山康奇的购入价基本持平。再加上后来上海华馨和上海健特对无锡健特增资，在无锡健特上全部的投入不超过1？20亿元。而青岛国货为无锡健特90％股权支付的购入价格合计2？15亿元，上海华馨获利超过1亿元。而史玉柱在上海华馨不仅有上海健特实际出资、高洪英代为持有的35％股份，还有合作者汪远思，因此，虽然属于无锡健特资产的脑白金生产批文卖给了青岛健特生物，但实际上还是通过上海华馨，处在史玉柱的控制之下。无锡健特股份出售给青岛健特生物之时，有媒体惊呼史玉柱“卖身为奴”，实在是不明真相的炒作，并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利益分配关系。
另一方面，青岛国货变身青岛健特生物，出资2亿1500万购入无锡健特90％股份，虽然耗资巨大，但是收获颇丰。在1999年和2000年，原青岛国货已经连续两年亏损，按照1998年4月2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宣布的对财务状况和其他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ST）的规定，青岛国货由于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已经带上ST的帽子，如果在未来三年不能改善经营状况，就会面临退市的结局。而凭借青岛国货的原有业务，根本无法担此重任。收购无锡健特股份，将脑白金的生产批文拿到手，就相当于稳获一棵摇钱树。先期收购无锡健特51％股份之后，仅过了三个多月，时间刚一进入2002年，青岛健特生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预计2001年度盈利，在公告中，青岛健特生物毫不掩饰对无锡健特的依赖，公告说：“ST青健出资9350？00万元收购了上海华馨持有的无锡健特药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经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出了大部分商业性资产和全部的商业经营业务。从传统商业跨进了以保健品、生物制药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行业，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资产重组后，公司的利润将主要来源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锡健特。”
2002年2月初，ST青健公布2001年年报，果然实现扭亏为盈，成功摘掉了ST帽子。业内人士分析ST青健扭亏的成功因素，特别指出：“公司出资收购的无锡健特，已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该公司已经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01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日前该公司又获得财政补贴1949？8万元，并于12月份全部到账，对ST青健的摘帽确实功不可没。”
至此，史玉柱系公司的大体架构已经基本完成，它由两个系统的公司构成：在非上市公司系统中，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聚鑫有限公司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着拥有脑白金商标和品牌的上海健特（“脑白金”的商标注册人为史玉柱的北京巨人软件公司。2001年5月28日，国家商标局出具了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核准北京巨人软件公司将该商标转让给史玉柱的上海健特）；在上市公司系统中，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史玉柱透过其“代理人”高洪英和“合作者”汪远思控制着这家公司，上海华馨控股青岛健特生物，青岛健特生物控股脑白金的生产商无锡健特，无锡健特又控股珠海康奇，从而拥有脑白金的生产批准证书。
再战黄金搭档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位打算到中国来卖睡帽的英国商人兴奋得不得了，他的想法是，“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我的睡帽，我就发大财了。”史玉柱对维生素市场的判断，可以说重复了这个英国睡帽商人的思维。
第14节：再战黄金搭档（1）
2002年，在通过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股权安排和转让之后，史玉柱系公司已然成型，史玉柱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早在巨人集团时代，史玉柱就曾经尝试过进入医药领域，当年进行“三大战役”之时，医药本来是三大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史玉柱专门成立了药业事业部，他认为，参照美国药品市场规模，中国市场应该在600亿元人民币。巨人药业当时推出了巨人治感冒、巨人止咳和巨人抗生素。不过，巨人药业的表现并不好，仅仅运行了几个月就自动解散了。
史玉柱复出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医药产业，2001年2月，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目前我们把自己的主营方向定位在生物制药，这是我们的主要产业。脑白金并不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唯一产品，而是我们重新创业起家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年主推药品。”
同月，史玉柱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他在谈起人力资源储备时也讲道：“我经常对手下人讲，我们现在只有运作小企业的能力，而且已经很吃力了，必须在专业水准上有所提高。在人才结构上，我们还必须调整提高适应将来的发展，以前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如证券、药业，我们正在积极地物色和培养一批人才。……在决策系统上，如果上市的话，我将会聘请相当比例的独立董事，即使让出我们自己的董事名额也在所不惜。可能是经济学家，可能包括医药专家，金融专家，等等，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尽量避免在专业问题上决策的失误。”
史玉柱的思路，是要在非处方药市场上切下一块蛋糕。
由于用药需要专门的知识，多数国家都对药品采用处方药、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相当多的药品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凭医生处方购买，这些药就属于处方药，一部分比较安全的药品可以在药店自行购买，属于非处方药。
在中国，人们使用药品一般比较随意，基本没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剧毒药物等特殊药品外，消费者可以在药店随意购买药品。
从1999年起，中国开始对上市药品实行处方药、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了对处方药的监管力度，规定所有注射剂和抗菌药必须凭处方销售，禁止处方药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广告。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改变了传统的医药销售模式。由于处方药不得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广告，处方药生产企业更多地将销售中心转移到医院。想尽办法影响医生的处方，使自己企业的产品更多地出现在处方上，是处方药销售的基本套路。
而非处方药与处方药的销售截然不同。由于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非处方药，因此影响消费者，让消费者熟知并信任某一品牌的非处方药，就成了非处方药营销的基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大多数企业都把砝码押在了广告上。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尔滨制药六厂，这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但从1999年开始，经过每年用数以亿计的资金在各大电视台“狂轰滥炸”，“哈药六厂”已经家喻户晓，它出产的补钙药品盖中盖和感冒药严迪两个产品，在2000年前后也是所向披靡，严迪的年销售额甚至高达4？7亿元。
非处方药的销售套路，恰好是史玉柱最擅长的事情。史玉柱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的长处是策划能力强，此外，我还富有营销经验，脑白金的营销网络已辐射到全国216个城市，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好的营销网络。有了这样的网络，非处方药的竞争自然能顺风顺水。”
想在非处方药市场上攻城略地是史玉柱的一个愿望，而收购华弘药业这家首批通过GMP认证，而且拥有“双达芬”、“双达林”等国家级新药的制药企业，则让史玉柱有了实现愿望的基础，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一个产品。
与早年一窝蜂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