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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 １６３６ 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
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和 ４０ 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8—360 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 6759—6765 页。
③ 见地图 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38—40 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 6893—6898 页。
⑥ 吴睹魇贰罚�41＇，252，第 6521—652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494—1495 页。
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①杨嗣昌特别沮丧；在 １６３７—１６３８ 年间，气氛本来很
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１６３７ 年，张献忠（１６０５—１６４７ 年）②和其
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
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
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
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１６３８ 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 １０
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
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１６３８ 年 ５ 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
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①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
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１６３８ 年
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
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１６３８ 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
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
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１６３９ 年 ６ 月，张献忠复
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
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
都撒手不管，他于 １６３９ 年 １１ 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
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１６３９ 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
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
管他在 １６４０ 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
到 １６４０ 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 １６４１ 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１６４１ 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１６４１ 年的头三个月，
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 ３ 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
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
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
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 １６３９—１６４４ 年
１６３９ 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
难。１６３９ 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 36—37 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
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 年），第 43—45 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 36 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
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
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
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
流入中国。③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
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
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
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１６３９ 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
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④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
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
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 １６３９ 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
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
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１６３９—１６４０ 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１６４１ 年干旱和
蝗虫成灾，１６４２—１６４３ 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①在这
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②在许多地区，
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③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
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尽管水、旱、
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
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
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
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
觅食。到 １６４２ 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④而曾经
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 １６４１—１６４４ 年
②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 121—122 页。
③ 同上，第 119 页。
④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
经济，1600—1750 年》＇141＇（剑桥，1978 年）第 63—64 页。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 51、69—70 页。
②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 145—158 页；小叶田淳：《日本 16、17 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
＇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 2 辑，18，2（1965 年 8 月），第 256 页。
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
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
第 89—132 页。
④ 《明史》＇41＇，110，第 3386—3389 页。
在杨嗣昌于 １６４１ 年 ４ 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
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 １６４０ 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
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⑤１０
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