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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
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 １６０５ 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结果的小对抗开始。首辅沈一贯是独
立自主的，但独立自主还不足以公然反抗皇帝至于东林党人所希望的程度。
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敌人。这次考核由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掌握，
两人都是东林支持者。温与沈一贯由于以前的一次争吵尤其有矛盾。①考核者
们的不公开的会议提出了记载上最苛刻的一系列建议：２０７ 名京师官员和 ７３
名南京官员被免职和降级。此外，这份名单包括几名对沈一贯很好的御史和
给事中。皇帝知道这次考核的实质，把报告留在宫中，不肯加盖他的印鉴予
以发布，因而违反了这种考核自动地得到正式认可的王朝的传统。为了减轻
被批评官员中的两人的压力，一份皇帝的诏书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抗议连同控告和反控告（其中有些反对考核者们），开始塞满官方渠道。
这次争论从冬末拖延到夏季。凑巧 ６ 月的一个落雷击倒了天坛的旗杆。这个
兆头迫使一些官员辞职。接着全部京官开始提出他们的辞呈，使帝国行政陷
于瘫痪。经过大量争论以后，决定曾被控告不公正的都御史应当退职。在争
论中讲话最大胆的两个官员被允许“引疾归”，而不是被免职。名单上的其
他人照考核建议的那样予以处理。最后，使得沈一贯的地位很难维持，以致
他在下一年被迫辞职。
这向东林党人表明，他们控制了朝廷中相当多的反对势力。但是他们要
找到一个领导中央行政机构的人却有困难。１６１０ 年，他们似乎发现李三才是
这样一个人。李任淮安巡抚超过 １３ 年，是顾宪成的密友。他对待中使们的态
度使他赢得了无畏的名声。他慷慨地花钱，在很多地方结交了朋友。最初认
为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内阁中的职务。如果被任命，他将是长时期以来第一个
非翰林成员的大学士。这种前景对早期的东林组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
们自己不是翰林成员，看到那种独占被打破会感到高兴。但是当李的候选提
名不得不被搁置时，又提议使他成为都御史，或者可以考虑他当辽东总督。
辽东军事上的成就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晋级候选
人。
反东林集团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着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揭露李和顾宪
成的联系来强调使帝国朝廷被一个贬黜的官员遥控的危险。东林党首次被叫
做朝廷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恶势力。同时，李三才财务上的廉正也成了一个激
烈争论的问题。突然提出了 １２ 条奸诈和贪污的罪状来反对他，其中之一具体
指明了他曾接受的贵重财物，并指出了赠送人的名字。李三才陷入窘境，呈
上辞呈，被政治争吵弄得厌烦了的皇帝没有回复。李未经批准便放弃了职务。
另外一个可能的大学士候选人王图受到两个集团的奉承。
① 参见本章前文《关于大礼的争论》。
１６０６ 年，王的地位特别重要。作为吏部侍郎并主持翰林院，他取得了反
东林的政府编撰－教育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信任。后一关
系在六年一次的人员考核再次到期的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孙尚书年近 ８０，不
能指望他照管所有琐碎事情。①
事实表明，王图耍了两面派手法。他赞成东林集团，可是他没有拒绝这
时以宣城汤宾尹和昆山顾天埈为首的那些反东林集团的建议。汤刚升任南京
国子监祭酒，而顾新近免去了他的喻德的头衔。两人因此在政府编撰－教育部
门内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还将科道人员集合成叫做宣－昆党的集团，这是
按照这两个首领的故乡命名的。
不管是否由于王图的策动，１６１１ 年的考核给了这两个反东林集团致命的
打击。皇帝再次看出这次考核的实质，不肯公布考核的报告，并再次将它们
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 １６１１ 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
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
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漏了出去。更糟的是，
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
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
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 １６１１ 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
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
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
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
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
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
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 １６１１ 年以后朝廷仍然进
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
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 １６２０ 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
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这时又
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
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
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
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
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１６１７ 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
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① 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
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决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
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
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
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
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
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决不可
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
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 １６ 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军
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
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现在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
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
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
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
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
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
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
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
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
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
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是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
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