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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每石 0。6 两，但高低米价的涨落远远超过以前的记录。许多地区这个时期的价格一般不很稳定。见彭
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 年；重印，上海，1958 年），第 495—502 页。
他没有为他的父亲服丧，面临朝中有组织的反对，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
道命令，要求在常例六年一次检查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人员专核。结果，５１
名官员被解除职务。预定的下一次考核于 １５８１ 年进行，以京师的 ２６４ 名官员
和南京的 ６７ 名官员降级或免职而结束。这两次清洗据说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对
抗。
１５８７ 年，当首辅申时行应当进行张居正去位后的第一次考核时，他进行
得很谨慎。在他的指导下，只有 ３３ 名进士被降级或免职，同时没有一人属于
吏部、翰林院或科道机构——通常引起党派性争论的三个部门。但是在编制
了名单以后，科道官员还是按传统被给予权力在考察拾遗名目下提出另外的
批评案件。这时他们乘机要求曾和张居正保持密切关系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去
职。批评显然是党派性的。皇帝被激怒，因为他只在一个月前委任何这个职
务。因此，当何从行政机构被罢免时，都御史也被命令退职。四个对这起诉
讼负有责任的御史被调任地方职务。
两个给事中以御史职务的豁免权利受到侵犯为理由上疏皇帝，表面上为
御史说话，实际上却提出各自的抗议。皇帝的诏书反过来在短期停俸之外又
给予他们每一人以申斥。没有卷入考核过程的吏部司官顾宪成，由于进一步
为御史们和都御史辩护向皇帝上疏而出了名。万历皇帝很烦恼，召来三个大
学士面谈。商谈以后，顾在调任地方职务以前被贬三级。这一事件实际上标
志了最高的制度上的权力和威信斗争中的一个僵局。当皇帝和官僚们双方各
自维护其权力——给予惩罚的皇权和御史弹劾的职权——时，并不存在能够
阻止这种带来消极影响的有害论争的制度化了的机制。
六年以后，在 １５９３ 年的考核期间，这种冲突以更激烈的程度再次开始。
到了这时，内阁直接受到了牵连；而当骚动平静下来时，东林党人的命运也
是如此，因为 １５９３ 年的检查过程被利用来消除内阁在人事安排上的影响。这
一过程计划得很好。当吏部尚书孙■负责时，他的主要助手正是顾宪成，他
在六年期间设法从放逐中回到了吏部考功员外郎的职位。此外，考功郎中是
顾的亲密的老友赵南星。为了突出这次检查公正无私，孙■指定免去他自己
侄子的职务。考功郎中赵南星也牺牲了因婚姻关系而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给事
中。但是名单中指定从行政机构中免职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与大学士们保持关
系的人，包括次辅赵志皋的兄弟。
这份名单有一个深一层的目的。１５９３ 年早期，王锡爵刚被召回，成为首
辅。在他到达时，皇帝向他透露，他打算同等地授予他的三个儿子以王的称
号。王锡爵相信任何情况也要比继位问题上的僵局好，不适当地表示愿意接
受这一安排，虽然他强调必须加上一个正式的声明：指导皇位继承的长子继
承原则不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损害。这受到皇帝和王锡爵的同僚们的拒绝。皇
帝撤回了提议。在此期间，朝臣推测王锡爵一定是把这一新的职位当作一种
贿赂来接受的；同时授予三个皇子以王的称号被看作一种巧妙的摒弃长子资
格的办法。于是在舆论反对他的同时，他的追随者的免职此刻便意味着，既
可作为对皇帝的抗议，也可作为对王锡爵的警告。
王锡爵不能完全改变考核过程，要安排或指导这一过程，他自己回朝太
晚。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报复。据说他曾策划考察拾遗调查。吏部的
确曾把对三个官员提出的批评搁置起来，他们和考核官们接近。当这个案件
重新提出时，吏部的答复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当都御史为考核官们进行调
解时，皇帝在他的奏疏上写道，这三个被批评的官员，和考功郎中赵南星一
道，都应免职。几个中、低级朝臣针对皇帝裁决的规谏使规谏者遭到了贬黜。
他们当中有些是江苏太湖周围地区的人，包括顾宪成的兄弟顾允成。所有这
些人后来都成了东林书院的共同创立者。
顾宪成本人经受住了这次争论。他于 １５９４ 年由于另外的原因被免去行政
机构的职务，并再也没有担任官职。高攀龙（一个低级官员，他后来终于成
为东林书院的领袖）也因这个争端而被降级。高与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接近，
又是顾的家乡无锡人，他于 １５９３ 年晚期返回京师。他立即为他的朋友的案件
辩解。他被贬到一个县政府的添注典史的职位上，在他返回家乡参加东林集
团之前，在这个职位上供职三个月。在顾宪成于 １６１２ 年去世后，他成为东林
书院的山长。
这样，在 １５９４ 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
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
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有几个上面提到的人物出
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无疑并不缺少敬慕者和赞助者。原始资料除了提到顾宪
成在他被迫退职的第一年病重以外，从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建立这
个书院之前等待了 １０ 年。但是官方记载表明，１５９４ 年早期一份报告引起了
皇帝的警惕，报告说：“江南豪荡之子暗相号召，包藏祸心。”①似乎这种公
开的攻击足以威胁顾和他的支持者，使他们延缓他们的更大的计划。
同时，北京的领导能力继续降低。１５９３ 年以后，中低级官职的委派由掣
签决定。高级职位（包括内阁）的补缺人选通常是在朝廷上由公开推荐决定，
实际上是要出席外廷的最高机构九卿会议的每一个人提名一人来决定。皇帝
然后从他们的名单中挑选一人。由于那些对行政自主叫得最凶的鼓动者已经
离开朝廷，１５９９ 年的人员考核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派系争论便结束了。但是
由于继位顺序未定和被贬谪的东林支持者集团势不两立，那种坏人在北京当
权的确信并没有减弱。相反，当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各地当税监时这种确信
增强了。
１６０４ 年东林书院的建立标志了朝廷上持续很久的权力斗争的另一个阶
段，这种权力斗争其组织者从未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还集中注意力于根本不
同的一些地方的讲学团体，在此期间，这些团体已经吸引了顾宪成等人。所
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学者都被邀请的三天集会标志了东林书院的建立。这次集
会采纳了支持儒家正统的政纲。集会的学者按协议保证通过修养、正直的生
活和正确的研究支持这个政纲。他们没有虚伪地说他们论及的问题与政治无
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世。因为书院的创立人被赶出帝国朝廷以来已经过
去了 １０ 年，这次集会这时没有被看作是颠覆性的。事实上，知县和当地知府
以公款资助了书院房屋的建造。后来巡抚还莅临了一次这样的集会。
这个书院事实上起学术机构的作用，但它也充当公开的讲坛。每月为期
三天的讲会吸引了广大地区感兴趣的学者们。此外，顾宪成在附属的学校中
经常讲课。年度的集会通常在秋季举行，其记录是公开的。哲学方面的讲演
很少不触及当时的事件。顾作为主要的讲演者，习惯于评介个别官员的品性。
他在北京朝廷的年青官员中尤其有影响。回顾起来，２０ 年以后对领导书院的
人物的控告并不意外。顾宪成和他的友人们进行的直率而公开的批评，对于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的基本情况以及文献的讨论，见苏均炜：《16 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东兰
辛，密歇根，1975 年）。
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直到万历统治时期结束，没有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曾经重新进
入政府机关。１６０８ 年曾提出给予顾宪成一个在南京的荣誉职务，他拒绝了。
但是在多年讲学和写作之后，他已在政府中聚集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和其他
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
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 １６０５ 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