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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