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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拉马纳尊者曾经说过：“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 （这恰巧也是“新时代运动”所犯的错误。）上帝并不是一个拟人化的父神，在那里赏罚自我的各种倾向，它是完整的实相与如实示现的万物。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所领悟的：“我让光明平等地照在善与恶之上，主所做的就是这些。”只要我们被善与恶、苦与乐、健康与疾病以及生与死等二元对立所束缚，就会被锁在非二元与至高的本体之外，无法体悟宇宙的“一味”（one taste）。拉马纳尊者强调，唯有以友善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疾病和痛苦，才能和更大、更慈悲的神性合一。罗摩纳说，尤其要和死亡为友，因为它是最后的导师。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处在长期的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眼前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你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12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想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比较；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12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着柔和的烛光，唯一能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去“服务”。
“哈罗，弗瑞杰夫。”
“肯？我真不敢相信！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大概是弗瑞杰夫·卡普拉最料想不到会坐在“诊所”阶梯上的人。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了。虽然弗瑞杰夫和我有某些理念上的差异，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崔雅正在‘诊所’接受治疗，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和肺部了。”
“哦，我真的很遗憾。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件事，我这些年都在四处旅行演讲。这是我母亲，她也在‘诊所’接受治疗。”
弗瑞杰夫和我约定稍后碰面，卡普拉女士自己找到了崔雅的病房。身为知名作家，她写诗、自传，也写舞台剧，就像爱迪丝一样，似乎集合欧洲博大的智慧于一身，她可以闲话家常地谈论艺术、科学、人性以及人类所有的渴望。
她和崔雅见了面，再—次的，她们又是一见钟情。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80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80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多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信中写到他的母亲53岁时因乳癌过世。一个月前我可能会这么想，53减去41（我的年纪），我还有12年可以活，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心里却想，太年轻了，我要活到80岁，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改变，我想贡献我的力量，看着朋友们的孩子成长。接着我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对未来过度乐观的幻想？这是不是一种执著与渴望？是想要战胜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力，或是忽略真实情况一味只想活下去的意志力？我不知道，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后年、大后年……
或许是因为那一次无害而动人的手相经验，或许我们又再度落入否认与抗拒之中，或许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了，但我们两人的确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等待奚弗医师对崔雅目前状况的检查报告。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只让我们更觉苦恼。
又是一次云霄飞车的俯冲……奚弗大夫宣告的消息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肺部的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起反应。一个解释是，化学药剂已经到达每一个活跃的癌细胞，因此残余的肿瘤呈现出隐伏与稳定的状态。报告显示某部分仍然有肿大的现象，医生打算以核磁共振显像来检查，看看是不是还有活跃的癌细胞存在。“最危险的是，”他说，“过度的治疗。医生通常要累积长久的经验才看得出来。”过度治疗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他的说法，如果80％到90的残余癌细胞不再成长，那么第三次的化疗就有机会杀死10％到20正在成长的癌细胞。但化疗同时也会抑制免疫系统，因此会让那80％到90目前正处于隐伏状态的癌细胞开始成长，因而让情况恶化。
我们知道病情变得很严重，因为有一些新的黑点开始出现在崔雅的肺脏和肝脏。奚弗大夫原本计划在第三次化疗中，以“cis…platinum”替代原先的“ifosfamide”，现在他却说，这种药也不尽然有帮助，甚至会造成伤害。要是换作美国的医生，也许明知不可能有帮助还是建议我们做更多的化疗。但这不是奚弗大夫的作风，他认为更多的化疗只会“伤到她的灵魂”。
无论如何，奚弗大夫已经打算放弃我们了，虽然他不愿意这样表明。他对凯利／冈札勒斯的治疗方法相当乐观，他已经对这些顽强的癌细胞使出了杀手锏，但是它们仍然健在，他也只好寄望于别的方法了。
为了稳住我的情况（让肿瘤维持在目前的状况，不再，恶化），奚弗大夫开始为我注射“aminoglutethimide”，这是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抗癌药，比三苯氧胺使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