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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二、钱玄同与刘半农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以上是我去年写的一则札记，题目也是《钱玄同与刘半农》。现在要写文章，似乎该对两位的事迹做些介绍，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所以抄在这里了。抄完之后，觉得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是记得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不如约略加以讨论。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论定的话。然而鲁迅文章读法，还该遵循他自己的提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而有关刘氏事业，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而且即使是所涉及的一方面，也只谈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1932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1934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他仍然是“战士”，不过不局限于“战士”而已。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别一处讲“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盖亦是差不多的说法。不过这其实正道着钱氏“述而不作”的一贯作风。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就曾经如此，此事见载于《呐喊·自序》：正因为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劝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鲁迅与钱玄同交恶，多半出于钱氏所谓“迁怒”；有一次近乎冲突。如《两地书·一二六》所载：“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氏写《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有番表白很中肯：“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刘半农曾说：“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无题》）前辈风趣令人神往。他们曾分别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阐述，不妨对照起来看。刘半农说：“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半农杂文·自序》）钱玄同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