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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过去后的一九九八，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依然在喟叹：
我虽然也曾几次写过短文，力言其非，但是远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倒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感到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词。后来，我忽然说，就以最突出的标志命名，叫皇权主义如何，英文就叫emperorism，以与世界上现在已经用熟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相区别。
已是二○○○年的前夕，先生又对采访他的年轻人说道：
现在教科书上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力辩其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生之于“封建”正名，可谓有劳矣。然而，以慎之先生之位之望之力，尚如此无奈，吾辈又能拿“封建”怎样？以行政命令定夺学术问题，实属可笑，更可笑的是，偏偏我们自己都还只有指望着以行政命令修改大纲，重新定夺。是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惜哉？痛哉？一向以绵绵“二十四史”傲视天下的泱泱华夏原来不识自家身世，使我羞于面对大方。中国古史之章回至今糊涂，“封建”其糊涂几为渊薮。呜呼！几家党争，一家独断，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文化之谱系，难怪李慎之先生以国脉民命之大是大非视之。“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先生对于封建其世人性之美盛、个性之张扬是十分地喜爱；深恶痛绝的，要数两千余年来皇权专制下的山呼万岁和与之响应的至今无改的子民心态。曾叹曰，若有来生，愿一辈子为中学教员，专设“公民”课教授之而尽去国人的“子民”心态也。不禁为先生操心了，文脉不续，“循名责实，正本清源”，已难待后生，因为那时的后人恐怕根本不知为什么要“复哀后人”，要指望先生讲授的课也太多，只这“封建”就难有几位明白人了。
不明白倒也罢，明白了，反教人为难了。不如让走进新时代的国人都读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教材，避“封建”之乱，乃不知有周，无论秦汉，难得糊涂，实在省心。
鲁迅三题
鲁 迅 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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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1936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1939年）。在《苦口甘口》（1943年）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1938年）和《关于阿Q》（1939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1953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