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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时方率领楚军攻战于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国藩当作榜样，令曾国荃效法。曾国荃此时奏事，无非调防布围等琐事，剿灭小股等细事，没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爱听的是克服城池，捕杀“著名贼目”，不爱听的是军队溃败，丧失守地，这两种大喜、大忧，都不能隐瞒不报，要据实上陈。其他琐细事务，属于地方、军队首长职权范围，可以自行处理，不是谕旨垂询，自无屡渎天听的必要。除此之外，减少主动奏事次数，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现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语以蔽之曰：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战事完毕，统帅例须向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账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支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私两便；一、将领清廉，账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至报表格式、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是部费的内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吃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当性”。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账册，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部吏基于前所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部吏不卑不亢，说：
“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
部费是陋规，所以胥吏要为此另立名目。数额太大，报表太多，只有“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才能速报速结；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实际费用，名正言顺，绝无“贿赂”之意。倘无此项费用，那么，几个月的财务审计，可能要“三数年”方可毕功。本来，大军凯旋，龙颜大悦，打铁趁热，报销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迁延数年，“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喜闻战胜攻取之情逐渐冷却，警惕中饱干没之意油然而生，于是“上意倦厌”，必定嘱咐部吏对账目严加审核。稍有差池，“必干诘责”，而“物议”四起，纪检监察部门必闻风而动，帐务方面的技术错误就可能上纲上线，成为原则错误，乃至成为犯罪证据，“必兴大狱”。所以，用于雇人加班之“部费”，实为保护“中堂”的政治生命，并非满足“各胥”的私欲。说辞堂堂正正，情理俱当，所暗示的后果，极能撼动人心。所以福康安“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与之” 。
通过“部费”这种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与竞争共存、公务与私情并济的微妙关系，并由此想见日常办公各项事宜，无不暗蕴风波和机险。军费报销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费，保举人才、奏减地税等事，部吏不便于借事生财，那么，就会借机生事，在制度条文间上下其手，时刻对外官晓以颜色，示以趋向。秉公办事尚不免于被矫驳，倘有实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更加危险；王公亲贵尚不免于被敲诈，倘身份地位远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难堪。很多地方上、军营中习以为常的措施，本未能尽符各部则例，规避之法，无非多做少说，略不与闻。作奏之人如何取舍，如何叙述，以求避开风险，便是极高深的学问。对于曾国荃这样的新手来说，在未掌握心法之前，少说话，少奏事，才是最安全的自保之术。所以，曾国藩教给他的第一招就是：“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
不会说话，固然少说为妙，但总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令人不能噤口。那么，通过训练，尽早掌握表达技巧，就是新任大员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给他拟定了一个教程：
“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目下外间咨来之摺，惟浙、沪、湘三处较优，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本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文）、骆（秉章）、沈（葆桢）、严（树森）、僧（格林沁）、吴（棠）、都（兴阿）、冯（子材）之摺，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以后凡有咨送摺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摺，不过月馀，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不可懒也” ；
“眼界不必太高”，意谓不要出手便欲跻身于古今作者之林，捐除文学青年动辄以文学大师为自我期许的毛病。“自谦不必太甚”，意谓天下督抚都是血肉之躯，中人以上之资，稍加以学，尽可造其堂奥，毋庸自卑。这是此教程的基本纲领。取法乎上（左、李、郭），能得乎中（官文诸人），则是此教程的教学目标。“每摺看二次”，历时月馀，乃能尽快熟悉流行体裁。“然后参看古人奏稿”，则能斟酌今古，推陈出新，全面提升作文水准。这是具体教法。每日“二三刻工夫”，则是课时标准。当时军务繁忙，曾国藩还来不及给他编写教材。克复南京后，曾国荃回乡修养，曾国藩便选取汉唐以来十七篇名臣奏议，编成二卷《鸣原堂论文》，供其专门研讨。此是后话不赘。
日课规定之后，还要具体指示机宜：“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 ；“简洁”为什么比“详明”重要呢？中央固然要了解详情，但是每天看那么多本奏折，倘本本“详明”，不但有伤目力，兼且劳渎精神。政事繁剧，军情变幻，能于纷乱中出以“简洁”之笔，条分缕析，令读者甫观即得其要；较之“详明”罗列，徒使读者茫无头绪，自然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希望看到的奏折，乃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简报，而不是细大不捐、泥沙俱下的详禀。咸丰四年春，曾国藩兵败靖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汇报军情，叙事“详明”，但不“简洁”，未能扼要说明事件的时间次序和因果关系，奉到朱批：“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 ；亦是此后他极为重视“简洁”的原因之一。同样的错误，自不希望乃弟重犯一次，故于奏折写法，首标“简洁”之旨。
奏折写作，除了上述大原则，细节上的注意事项也不少。例如，克复南京，曾国荃作为当事者，理应第一时间驰奏报捷，这份奏折怎么写呢？距克复南京尚有大半年，曾国藩就为他预先设计了一个包括署名次序、行文格式的范本，曾国荃所要做的仅仅是填空而已：
“金陵如果克复，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摺首云‘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事’；摺末云：‘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嘱臣等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其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等语。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合并声明，谨奏’；其摺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
彭、杨二人是水师统帅。攻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