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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办工业时学到的与人相交之道是这样的，人们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如果你想激励他们，金钱不是最有效的工具，你必须把他们带入一个大家庭，把他们当作受尊敬的家庭成员来看待。当然，在我们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里要做到这一点比在其它地方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国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教育的兴趣要追溯到德川幕府的年代，从十七世纪初算起，当时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将近三百年。那时的社会完全与外界隔绝，只留下了长崎的一小部分与外国人做生意。尽管很多人几年前从一部流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幕府将军》中看到了当时的日本并不安宁，事实上那个时期，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长治久安的国家。后来我从书中吃惊地读到，二战以后的四十年是欧洲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而日本从1603年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夺取天下以后，直到1868年大政奉还从而结束德川幕府时代之前，在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时期之内都没有发生战争，史称“太平盛世”。我想，从这种背景上来认识日本的这个史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时虽然武士都佩剑，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使用。
身份等级制度森严，每个人都受身份等级的制约。武士的地位最高，而他们自身又分成很多级别，商人处在最低层。要想打破身份等级的约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成为艺术家或者学者。当时艺术受到尊崇，例如文学、绘画、制陶、能剧（日本的一种戏剧——译者注）、歌舞伎、茶道和书法等。精于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非常吃香，一个人只要成了学者，不管他以前出生在哪个家庭里，是什么身份等级，其社会地位都可以得以提高。这样一来，农民或商人出身的人就十分热衷于教育，因为这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途径，也是唯一的改变身份等级的办法。所有的农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校，于是当时开办了不少的私立学校。
1868年开始实施明治新政时，全国的人口是三千万，开课的学校已达一万所。当然每所学校招收的学生很少，从总数上看，并不能与今天的情况相比。现在初中是义务教育，94％的初中毕业生可以上高中，37％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大学。现在我们的人口达到一亿二千万，但是中小学的数量已有四万五千所，学校的密度与德川幕府和明治时代相同。德川幕府时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对于他们的孩子的价值。只要有学校，孩子聪明，他们就会送孩子去上学。
正是因为这种对教育的广泛兴趣，当明治时期开放港口、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文化时，民众中有一股很强的向外部世界学习的热情。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时，识字率提高得很快。在日本，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或者工人有时会升任至公司总裁，其原因正是在于教育水平很高。例如马自达公司的总裁山本健一，刚进公司的时候只是一名工程师，以后从车间领班升到公司首领，那时候公司的名称还是东洋工业公司。1985年当他们公司决定在美国建厂制造汽车时，他亲自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UAW）的官员就劳动协议进行商谈。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多年以前，他曾经是马自达雇员工会的总干事，所以他与UAW 的人有共同语言。
在我们的劳资关系中有着一种别的地方没有的平等。索尼公司中蓝领与白领员工之间的差别非常小。如果一个男职工或者一个女职工成功地当上了工会领导，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这正是管理阶层上需要的人，这种人具有说服力，能够使别人与他们合作。管理并不是专制。一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必须具备领导员工的管理能力。我们一直致力寻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仅仅根据缺少学校的某种证书或者他们一时从事的工作来划分人只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在我们的公司里很少有逆反的精神，依靠反对某些东西来过日子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给读者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日本的公司工人和管理阶层总是亲密无间的，因为这并非现实。1950年，丰田汽车公司遭受了一次大罢工，结果导致最高管理人员的辞职。战后在其它公司也发生过一些大的、时间不长的罢工。在日本几乎每天都有罢工，当然时间很短，但是示威者最后会与管理当局达成一致。石油禁运以后，1974年劳资争议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从那时起，这种损失一直在减少。1974年，由于劳资争议，日本损失了9，663，000人均工作日，同一时期内，美国的损失是47，991，000，英国的损失是14，750，000。后来我们的情况得以改善，拉开了差距。1984年，劳资争议给日本工业界带来的损失只有354，000人均工作日，美国的损失是8，348，000，英国的损失却猛升到26，564，000。当然美国的国土大得多，情况更加复杂，但是对自由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很有趣的，而且英国的数字看来不稳定。
我亲身经历过的唯一一次罢工发生在1961年，当时恰逢公司成立十五周年庆典，而我受命处理此事。我们公司原来的工会深受左派分子的影响，那一年左派将索尼公司作为目标，向我们挑战，要求只准有一个工会。我接受了工会的挑战，声称唯一一个工会是不公平的。我告诉他们：“唯一一个工会违背了个人的权利。如果别人想成立另一个工会，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才是自由，这才是民主。”我的回答是针锋相对的，我感觉到工会领导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们想扩大事态。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工会领导人知道我们将在五月七日举行周年庆典，他们威胁要在那一天举行罢工。他们认为周年庆典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威胁足以使我们让步。但我却不这样看。我了解我们的工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我知道，很多工人都有良知，他们赞成成立多个工会，他们会脱离深受政治影响的工会，而加入另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工会。我对我们与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有信心，我不想看到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人受到几个极端分子的诱导。
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的头头认为我只是虚张声势，在最后时刻我将会做出让步，因为我毕竟想成功地举行庆典。我们原计划在总部大楼里举行庆典，邀请了很多上层人物，也包括池田首相。随着庆典日期的临近，我们与工会做了不少的交易，但是他们却越来越过分了，看来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他们认定我们终究要妥协，因为在举行周年庆典时街上到处都是纠察会使公司丢尽脸面。我没有向他们暴露一点内心的想法，但我把讨价还价拖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周年庆典的前一天晚上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工会领导人一哄而散。
在周年庆典的那天早晨，罢工者包围了品川的公司大楼。罢工者和一些被带来凑数的人封锁了街道，一些人举着写有谴责井深和索尼公司的标语的牌子。同时一些工程师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很多人打出旗帜支持我们。成百上千的忠于索尼公司的员工也来到大街上，站在罢工者和工程师的后面。我穿着晨装出现在窗前，为庆典做准备。我们打出为庆典准备的旗子。但是井深和其他客人没有到索尼公司大楼来参加庆典，罢工者以为他们已经迫使我们取消了庆典，但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搞错了。
前一天晚上，在与工会日以继夜的讨价还价期间一直守候在总部大楼里的许多公司负责人分别给三百多名客人逐一打电话，告诉他们庆典将改在大约两公里以外的王子饭店举行。首相未受任何阻挠地参加了我们的庆典，庆典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井深代表索尼公司发表了演讲。当罢工者知道上了当时，感到羞耻的是他们自己。我从后门溜出去，在结束之前赶到了饭店的庆典会场。当我步入会场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掌声，首相说，索尼公司对待极端分子的态度值得别的公司赞赏。原来的工会放弃了罢工，第二个工会成立起来。今天在索尼总公司有两个工会，包括原来的那个工会，有时候很难与他们打交道。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加入工会的员工。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员工并没有加入工会，但是我们与全体员工的关系都非常友好。
我们能够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