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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槁中增加了攻击、
责问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
经毛泽东批准，于3 月30 日公开发表。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
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
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
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 年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叶群于8 月11 日、
12 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 13 日，林彪
看了写出来的材料。 14 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
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
就把这封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 1966 年
8 月13 日，由康生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
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作
了传阅。9 月16 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 年薄一波等61 人经
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
了”。康生这阴险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
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
各样的问题。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把那些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
重其事地整理上报。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
类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
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犊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
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受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
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
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
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 1967 年以后，一在上海
“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
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
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 年2 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
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
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
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
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
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
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
于是一错再锗，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
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
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 年12 月18 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
身分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 12 月24
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12 月26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时，公然将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
12 月25 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
开“誓师大会”，又分几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
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且醒目
地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 月27 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
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
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 12 月30
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
月31 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在戚本禹的
直接指使下，从1967 年1 月1 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多次去刘少奇住处骚
扰、围攻、批斗， 1967 年1 月4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
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要他“回去后组织批判”。蒯大富回校后
即组织人马贴出了大量批刘大字报。1 月6 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刘少奇、
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
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 月9 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
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
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 年底、 1967 年初，“倒刘”活动蔓延
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动到处出现，全
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二
1966 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
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 月的一次中央
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
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 月15 日至18 日之间，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
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了下来。它既没
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
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
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肖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
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
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
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
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 12。 18。富治同志交来”字样，
这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的。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 名工作人员。
1966 年12 月18 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
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
丙组”。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他拿
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 年3 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 月9 日、 10 日，陈伯达、康生
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
判。3 月21 日下午7 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
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
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