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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日益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共识。大家知道，所有这些变化都曾经和正在影响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可说无人不受影响，尤其知识分子。我们过去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欢乐与痛苦，光荣与羞愧，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同后二十年其间的根本变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所谓反思，即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到底是怎样回事？从理论到实践，确实查清楚弄明白，这样才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否则，就还会扭秧歌前进（进一步、退两步），甚至还可能走弯路。
从时序上说，《鲁迅假如活到1957年》反思最早的，是有关鲁迅1907年的文章《文化偏至论》。鲁迅亲身感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人永远只是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来回颠簸，痛感奴隶们的麻木不仁，认为中国在新世纪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即“尊个性、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作者查出鲁迅当年在日本接触过《共产党宣言》，鲁迅如此重视个体人的精神自由，同马克思的根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全面解放，从物质自由到精神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可是，5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对《文化偏至论》有批评性注释，认为文中有错误，“尊个性、张精神”属于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者说：“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作者在文章开篇却引用了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事实：1957年，毛泽东曾在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特去看望，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从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了。（引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
于是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心同鲁迅的心其实是并不相通的，同马克思的心也是不相通的。因此，《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长期不被重视，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曾被作为整风的经典文件；新中国刚一成立，为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要批判“民主个人主义”；从批判胡风的主观精神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活动，从“反右派斗争”，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作者引用了王申酉的一句话：“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从而感慨道：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三纲五常”，到以革命为名义宣传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是一条长长的绳索，把独立的人格、自由思想、个人发明创造都紧紧地束缚住，使我国人民长期处于龚自珍所哀叹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使孟子所鼓吹的“民为贵”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可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此文引自钟沛璋《与江总书记一席谈》的序言，2002年6月版）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7节 我看“毛罗对话”
刘金
不久前，《文汇读书周报》和《南方周末》先后发表了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及贺圣谟的《孤证提供人（亦即“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贺先生）的发言》。两个“亲聆”，黄宗英在现场“亲聆”毛罗对话；贺圣谟则是“亲聆”对话一方罗稷南的“讲述”。两个“亲聆”的真实性，似乎都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自从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首次披露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提问：“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答：“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到最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广州《南方周末》先后发表黄宗英和贺圣谟两位“亲聆”者的文章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在一个有三十六位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是否会这样说，一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曾经那样高度评价和推重鲁迅的毛泽东，是绝对不会、不可能在一个有36位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现场这么说。有一位鲁迅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这样说，却又讲不出不可能这样说的充足理由，便干脆来个不承认主义。说1957年7月7日根本就没有开过这么一个座谈会。当然也就没有“毛罗对话”，没有毛泽东说（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这回事。
在我看来，这位鲁迅研究者的不承认主义，是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的。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她为了写这篇文章，查阅了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和7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新华社对这个座谈会的报道和会场的全景照片。照片上，黄宗英和赵丹在毛泽东后面，右下角一、面向毛泽东的正是罗稷南。铁证如此，1957年7月7日的座谈会及“毛罗对话”，岂是这位先生大笔一挥就可抹掉的？
对“毛罗对话”的另一种看法是：肯定毛泽东会如此说，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有一位著名杂文家，就是持这样的看法。他批驳了有人认为：“在延安时期如此高度评价鲁迅的毛泽东，不可能到了1957年变为这样对待鲁迅”的说法。他说，这时，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已经“改变了”。
按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见《新民主主义论》。原文如下：“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极高的评价是1940年1月写下的，杂文家说，到1957年7月7日的“毛罗对话”时，已经“改变”了。可惜杂文家没有告诉我们，毛泽东为什么和怎样地“改变”了自己对鲁迅的高度评价的。
上述两种所谓“毛罗对话”的不同看法，我以为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都以周海婴书中所写亦即贺圣谟“亲聆”罗稷南讲述的“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为依据，去判断毛泽东会这样说或不会这样说。却不去探讨，这话，毛泽东当年究竟是怎么说的？贺圣谟提供、周海婴披露的毛泽东的原话，究竟是否准确、完整？事实上，毛泽东1957年7月7日讲的话，罗稷南到1965年才告诉贺圣谟；而贺圣谟直到1996年才告诉周海婴。海婴则在五六年后才把这话写入《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最后一节中。经过四十五年漫长岁月，又经过几度的口头流转，毛泽东这话，能保证一字不差、完全准确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古人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转述毛泽东的话，如果差了一个字或几个字，意思差别就可能极大。我们岂可以此为依据，去判断毛泽东会这样说或不会这样说呢？
诚然，去年12月以前，关于毛泽东此言，只有贺圣谟提供的一个“孤证”。人们只好据此“孤证”论之。但是今天，有了沪、穗两报相继刊出的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拿它与贺圣谟的“孤证”一比较，人们的眼界就豁然开朗，终于明白毛泽东原来是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的了。
黄宗英“亲聆”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与贺圣谟的“孤证”相比，除了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