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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还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自由主义，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曾经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新中国刚建立，为要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提出了要在我们内部批判“民主个人主义”。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纷纷在报刊上发表公开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观精神开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到“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只推崇做“革命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不同时注重个人思想自由。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由此可以不难想像，鲁迅“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被我们看成是不合时宜，是必然的了。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他把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与此同时，他对当时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有察觉而十分反感。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对自己主张的可能遭遇，早就有令人深思的预见。文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应该指出，不光是中国，就是在曾被我们尊为学习榜样的“老大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条最基本信条，不但从未得到信奉，相反的是遭到更彻底的背叛。
人类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依附和束缚。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同时提出人权的概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发展，成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在经济上就要使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消除剥削。在思想文化上，就要体现人是思想的人的本质，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但是苏联的实践正与此背道而驰。斯大林在上世纪的30年代，强行全盘集体化，大搞所谓“消灭富农”，剥夺农民，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集体农业无产者。其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的大倒退。苏联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沙皇统治时期。与此同时，斯大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在国内反复进行大清洗、大镇压，清除一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在这过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未查清的谜。人们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沙皇杀掉的革命者还要多。这样，连人的生存权都没有了，哪还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呢？只要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那么对成立了七十多年，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辉煌贡献的苏维埃共和国，竟在人民极度冷漠中自动瓦解，也就不会奇怪了。
再说我们中国，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后来的公社化，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年发布进行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使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由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村面貌立刻改观，并进而推动了我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党我国中兴了，奋斗二十年，将个千百年来未解决的温饱大难题解决了。这前后两者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权和个体人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是何等重要。但在精神领域要得到自由和发挥积极性，要艰难得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究竟整掉了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迫害致残致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更严重的是：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层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主体人格、丧失了理性和良知，丧失了判断力、想像力、批判力。”“这样的民族是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民族。难怪20世纪的中国给知识分子的职业功能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扫厕所、种庄稼、游街、挨打、坐监牢、吸收子弹、写认罪书和告密信。而知识分子对新职业安排则非常恪尽职守，果然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以上均摘自摩罗《知识分子的覆灭》）可以想像，要治愈这样的民族精神创伤，重新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要造就出能肩负起新世纪重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需要我们今后几代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为什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在苏联和中国都遭到这样的命运呢？我想首先是革命斗争和战争年代的严峻环境，敌强我弱，斗争与战争非常残酷。我们党，我们党领导下的团体与军队非常需要铁的纪律，绝对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个人无条件的服从整体，不可能过多照顾个人自由，这在那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些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以后变成理论搬到和平时期，这便不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历史传统的严重影响。俄国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是落后封建农业国。在专制制度下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远只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间来回颠簸。在俄国，曾经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曾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我国知识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相比之下，我国知识界这个时期的情况比俄国还要弱得多。伟大的“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我国原来的士大夫读书人，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现代知识分子目标，作了积极的探索，出现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先驱。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存亡危机、救国救亡压倒一切客观情形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走了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弯路，这样，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探索就不幸中断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因种种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自然不可能引起足够重视。鲁迅的呐喊曾经震动了社会，如巨石投水引起波澜，但接下来却是沉寂。
回顾20世纪中国人民走过的艰难道路，展望未来，我们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上世纪初窃来的神火——民主、科学、人的自由发展，必将继续照亮我们新世纪的道路。中国人民在现有经济政治成功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进一步通过“立人”达到“人国”，我们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自注］：此文是与《鲁迅的世界》作者、著名画家、鲁迅研究专家裘沙同志讨论写成。裘沙详注《文化偏至论》一书，并提出了该书与《共产党宣言》的联系。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6月号）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6节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
李锐
钟沛璋同志只比我小七岁，也是快八十的人了。我们有大致相似的经历，即青年革命，中年坎坷，老年反思。……
我们是20世纪过来人。这个世纪是人类历史空前巨变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对抗，科学技术空前发展，新经济方兴未艾，进入信息时代，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共识。大家知道，所有这些变化都曾经和正在影响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可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