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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在实质上的不公正，永远为民众的正义、无产者的愤怒、青春期的激情与叛逆，以及人性底层的暴戾提供了标的和会师的理由。那末一个现代的产权体系，又凭什么获得合法性呢？当个人落入贫穷或者被掠夺时，他与那个默认一切所谓善意占有的财产制度是那么格格不入，这时，单单凭一套讲究程序的游戏规则，真的可以消弥那巨大的断裂，而化干戈为玉帛吗？
无论怎样，土匪倒是像一个越来越让我感到亲切和怀念的字眼。
《双城故事》
其中有一句台词：life is party。如果用林语堂的话来翻译：人生如一场盛宴。但这样熨贴的字句仍然有着文化上的误读。我们中国人看重吃，因而说“盛宴”。逢年过节、红白双喜，都是排开了来吃，所以人生确是一场盛宴，喜怒哀乐都在这里面了。而party上虽也有鸡尾酒、点心，却是重在play，要一个形式而已。之所以要辛辛苦苦地站着，我看怕就是为了有中国人混进来，主人家准备的东西不够吃。
这又回到原先的话题。life is party和人生如一场盛宴，看上去就是一个重程序、一个重实体；有点像把马歇尔法官翻译成包公的味道。有人说中国文化重精神胜过重物质，其实大不尽然。
《苔丝》
苔丝越是美丽，越是无辜，所以说红颜薄命。
反过来薄命的一定要红颜，才有戏看。金斯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演技，而是她的确太美了，这种美丽又尤其来自于命运中的无辜，无辜和美丽在这里互相映衬、互相捧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之所以被纳斯塔西亚的照片一举打动，也不是单单因为美丽，而是他发现那一张脸上“充满了痛苦”。其实古人已经说得很好了，所谓“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但另一方面，越是成功的男士，偏要其貌不扬的人来演，才能令人慕煞，并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如果文武双全、众望所归，至少男人们看去就索然无味了。
由此得到观众的劣根性：我们就是喜欢看丑男人如何成功，漂亮女人怎样不幸。
《雨人》
港译为《兄弟情未了》，一个如此中国化、儒家化的名字。文化的误读再次凸现了出来，影片本在表现一个自闭症患者的自我历程，以及他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和他人之间的隔绝。在镜头的背后，弥漫着对个人和主体性的高度张扬，和当代西方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港译中，却是立足于人伦之间，充满对手足情深的道德褒奖。
在一种倾斜的姿态下，算不算“西方主义”（作者杜撰）对于异域文化的把玩和偏见？如果“偏见”这个词显得不公允，换作经济学上的“偏好”，比较理直气壮。
这种价值观上的越位，发生在英美化极深的香港，尤其耐人寻味。我们以为做了一百年的殖民地，早就全盘西化了，其实骨子里还是孔老二的门徒。
《哭泣的游戏》
北爱共和军的故事也让我们分不清革命队伍和恐怖分子的区别。
一群人可以诉诸独立吗？爱尔兰可以，北爱又可不可以？中国可以，中国的什么地方又可不可以？如果这什么地方可以了，这什么地方的什么地方行不行呢？接下来到一个县、一个村、一个聚居的家族，他们想要“出埃及”，怎么办？
大到主权之争、小到乞儿手中的财产权，可以拿占有来说话，法律上有善意占有和即时取得的游戏规则。但在社会契约论“国家权力来自于个人权利的让渡”这样的政治理念下，一部分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人要求“分家析产”，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划出道来，说这就是正义与否的界限。
只有把天花乱坠的理论摆一边，拿武力来说话，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管他什么州权，有了废除奴隶制的理由，就有理走遍天下。
在信奉国家主义的地方更不消说，二大于一、三又大于二，“社会永远优先于个人”，也是李光耀先生为我们归纳出的金玉良言。郁钧剑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是这么唱的，“咱们老百姓，就认这个理”！
《铁面人》
长期幽禁不在位的国王，是一桩极其致命的错误。
越是有地位、越受人仰膜的人物，越是不能让他有受难的机会。受难将使他水涨船高，拥有通货膨胀的感染力，和一种“奇理玛斯”型的政治魅力。因为老百姓大多在受难，所以受难将使受难者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道德上的优势。因此，关押一位领袖就是在为老百姓制造一位更大的领袖。等水到渠成，往往便脱柙而出，振臂一呼，从者如云。
从耶稣数起，直到张学良、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谁不是因受难而声名鹊起。当克林顿访问南非时，曼德拉带他去自己坐牢的那间监房，说：那就是我小便的地方。那个在越战时逃过兵役的家伙能够说什么呢。
受难还将给对手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李自成虽不杀崇祯，崇祯却因李自成而死。这对于李自成身登大宝的“合法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一个明室的忠臣都无法在崇祯自尽之后而事李自成。受难堵死了敌人在政治上的前途，而清兵却正是打着为崇祯复仇的旗号入关，不仅为吴三桂提供了借口，更重要的是在道统的接力赛中抢到了“合法性”的火炬。所以李自成虽然第一个跑到终点，却因犯规失掉了比赛资格。
古代法律享有刑事豁免权的“八议”中，就有前朝宗室。优抚这些人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作风，杀功臣也不能杀他们。因为“合法性”是不会横空出世的，无论多么干脆的暴力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也要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演绎理性”，通过对前朝重臣的特赦，显得从盘古开天到如今是一脉相承的。
《大独裁者》
“一个不愿意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对法西斯保持沉默”。
前不久看王彬彬的文章，他认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之间有一种逻辑的关联。其实卓别林的影片早已将此处揭橥出来。但这种关联非是王文所说的自由主义倾向保守，往往强调秩序的优先（李光耀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于，两者都建立在一个异化（最不坏的？）的体制之上。
个人在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压抑之下，渐渐被轻视、不被尊重，失掉归属感和主体性，成为大工业体系之中的一颗螺丝钉（就像在意识形态之下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这就为独裁的出没提供了资本主义式的心理基础——即弗洛姆所言的“逃避自由”。
《淘金记》
流浪汉的发迹故事，以喜剧的反讽来叙事，体现了作者对私有体制的怀疑和否定。在一个“粉红色的年代”里并不足为奇，但长大之后再看卓别林，发觉幽默之外，那种如同马克思一般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清醒得令人发凉的批判力量。不觉想到一个小笑话，说在三十年代，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民主。美国佬说：我们更民主，我们可以在白宫前面骂罗斯福。苏联老大哥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我们也可以！美国佬大吃一惊：你们也敢在克林姆林宫前骂斯大林吗？老大哥慌忙说：不不，但我们也可以骂罗斯福。
如果拿这部《淘金记》与帅哥汤姆·克鲁斯的《大地雄心》一比较，可以看到好莱坞是如何抽去脊髓，精心炮制华丽的美国梦的。一部《大地雄心》，抵得上三十部我们的“主旋律影片”。
但也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尔库塞所称的“一个丧失了怀疑、批判、反思和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社会”。
《细雨梦回》
美得如此简单的爱情悲剧。人生的无住，恰在这时越是具有扑面而来的低重音。
悲剧在于：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