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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京》。成仿吾写这篇散文时，正苦闷到极点，也亢奋到极点，正如他在信中向郁达夫倾诉的那样：“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苦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生活，社会强使我苟且自欺；我要凭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成仿吾斧法紊乱，伤及无辜，是不足为奇的。梁实秋曾这样批评他：“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原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说得非常中肯，《东京》所表现的非人道主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成仿吾的失态，令人感到历史的沉重。
博古：中共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 黎 辛
秦邦宪（笔名博古）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1925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1930年从苏联学习回国，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参加编辑与管理报刊。
1937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市出版党的日报《新华日报》。秦邦宪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常委、组织部长，《新华日报》的董事，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1939年1月7日，他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见毛选合订本893页）中写道：“最大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围歼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又不准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真实消息，周恩来只能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毛笔大字在报上表示抗议。而某些抗日根据地又有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舆论导向混乱。王明甚至提出我党与日本侵略军妥协，先打国民党反动军，再打日本，颇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为此，秦邦宪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同意，停办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陆续停办中直机关的工人、青年、妇女等刊物，集中人力物力出版党报。中央决定让政治局委员秦邦宪担任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发出，说“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14日停刊，《解放日报》仓促上马，15日试刊，16日党中央的日报破天荒正式出刊。创刊号头题登载博古写的《苏援华态度坚定不变》。《发刊词》由毛泽东执笔，说“本报之使命为何？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再次宣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并阐明党报与党的关系。5月18日，该报刊登毛泽东执笔的最长的著名的论述世界大事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6月23日头题报道德国法西斯大举进犯苏联，博古撰写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文中指出：“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２５日发表博古根据毛泽东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撰写的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两报合并时只有三十几位编辑、记者与校对，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五十余人。新华社的业务人员更少。博古率领的是一支二十岁出头的在战争中学战争的新闻新兵。博古说：“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好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军队，还必须有很好的新闻队伍？选”为训练新闻新兵，博古经常给编辑部讲述社论，讲新闻要真实、准确、生动，要符合党的政策。博古讲话逻辑性强，结构完整，语言简洁，有记者记录下来作为文章发表。
1941年9月16日报纸扩大版面，由四开二版改为对开四版，成为当时全国大型日报之一。当时爆发了苏德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博古提出新的版面安排：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和边区，下半版是《文艺》和其他专刊，把原来常在头版发表的党的活动搬到三版，延安和边区的版面缩小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与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报告，竟被发表在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引起了中央的注意。3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通报情况，也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在讨论，使之加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都是三日刊的四开四版小报，《今日新闻》是刊登其他通讯社消息的参考消息性质的仅限“内部发行”的小报，两报合并时未明确其他通讯社的消息怎么刊登，《解放日报》有时照发英国与美国通讯社的消息。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并尖锐地提出“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四开四版，1942年12月1日创刊，这是最早创办的《参考消息》）。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新的版面于4月1日见报，头题发表边区参议会减轻群众公粮公草负担的决议，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说：“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