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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引咎辞职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主要是对事件负责；对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来说，负责的对象必须是选出他的民意代表；在中国，行政首长负责的对象就是人大！通过人大行使质询权、罢免权和撤职权，可以导致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被罢免或撤职，而主动提出引咎辞职。不言而喻，只有这一途径才最有利于使引咎辞职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惯例。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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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不需要特别“保护”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50：04
□赵光瑞
许多媒体发表了各种对高官引咎辞职的评论。笔者注意到一篇题为《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好官》的文章。作者虽没有明显地为马富才叫屈，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对“好官”在问责制下落马感到惋惜，并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错杀一个好官，放过一个昏官。”
笔者不赞成该文的一些说法。国家对一位发生重大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官问责，难道是在对“好官”处罚？何况引咎辞职只是一种“自责”，严格地讲还不能叫组织处理（当然这一行为的发生与外在压力包括来自组织的压力有关），难道这是一种放弃“自我保护”抑或说是“自我伤害”吗？这样地讨论问题的原由，本身就是荒唐的。
该文作者的想法带有普遍性，即不少人都担心强化了问责制，会不会伤害一些好官？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无意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对于发生问题负有责任的官员追究责任，只是问题处理的一个过程，并非是在处理“好官”。这个时候论及“好官”该不该处理，不仅话题扯得有点远，而且很难说清楚，还会产生社会误导。诱导人们游离于问题之外来考虑对所涉官员的褒贬，进而影响到对问题客观公正地处理。笔者以为，官员对发生问题负有责任，就应该接受处理。至于官员过去“根红苗正，功绩卓然”，那也不应该丝毫影响他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时谈起官员是“好官”还是“昏官”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责制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公正、客观上，是不应考虑所接受问责的官员过去是“好官”还是“昏官”这样一个问题的。不然，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对所谓“好官”是一个标准，对所谓“昏官”又搞另一个标准，不仅标准难以把握，而且会出现许多人为因素，难以确保公正，甚至可能会出现“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现象。不能一视同仁的问责，最终势必导致问责制的失败。
现代行政的科学高效，来自运行机制的规范有序，有体制上的保证。当人们依然看重“好官”，甚至感到“好官”就是有所失误，也应该谅解，给予“好官”更多宽容的时候，表明公众对体制效能还有疑问，或者说不信任，把希望寄托在“好官”也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清官”身上。这说明，我们离现代行政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不要担心严格问责会伤及好官。因为，只要我们有科学规范的用人机制，就会产生更多的好官；而有效机制作用的发挥，又能够保证好官做得更好；在科学机制作用下，还会使原先不一定是“好官”的官，可能也会成为好官。所以说，对好官的爱护，对好官的公平，就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吏治机制，其中应该包括公正客观地严格问责。任何对好官过失的宽容，可能恰恰是对好官的伤害。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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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法兰西
南方周末 2004…04…22 15：26：07
雨果被迫流亡格尼塞岛时蓄起浓须。1856年，雨果用《静观集》的稿酬在岛上买了幢据说经常闹鬼的房子。该岛是英属，雨果因此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每年上缴两只母鸡。
□采访／整理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不能和19世纪比
沈大力 学者、作家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怀念一个叫罗布莱斯的法国人。罗布莱斯是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是加缪的朋友。
我最早是在法国雕刻大师贝尔蒙多的书坊里遇见到他。贝尔蒙多是法兰西研究院的美术院士，当时正应法国铸币局之邀，完成罗布莱斯的铜质头像，还要为他塑一座胸像。他和我在贝尔蒙多的画坊晤面，我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职员，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产生了兄弟般的情谊。罗布莱斯把我和加缪、穆鲁－斐拉文一起合称为他最好的三兄弟，我很感谢也很珍视。
罗布莱斯一直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1935年夏，罗布莱斯读了马尔罗的《人类的境遇》，就萌生出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的想法。他不远万里，从马赛出发，直奔云南，想从云南进入中国苏区，但中途染病，被迫折返。1981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罗布莱斯享誉世界的名剧《蒙塞拉》，中国剧协邀请作者访华，圆了他当年的旧梦。
1985年罗布莱斯再度访华，他对西藏怀有深重的情结。1985年他到中国，周扬接见他，我为他们做翻译，周扬就希望他去西藏。罗布莱斯就到了西藏，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西方作家，回到巴黎以后他就写了《西藏之路》。这部书在当年的圣诞节出版，一时间成为畅销书。法国电视2台经常播出西藏问题的讨论，那样的讨论经常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一次有人在电视台批评说，中国在西藏解放以后就没有建造过一所医院。罗布莱斯就给电视台打电话，他问那些做节目的人说：你们这样说有什么凭据吗？你们去过西藏吗？我去了，你们看到的那张照片的后边就是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我去过，你们去过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跟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们都没去过西藏，这张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我们是按他的说法说。
法国电视2台的著名主持人比沃由此而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西藏之路》，使西藏以更为真实的面貌出现在法国公众面前。
法国作家里边罗伯－格里耶也是我熟悉的，在我到巴黎的时候他刚刚进入法兰西文学院。
前几年我请他做过报告。我比较欣赏这个人的坦率，他说：“我靠丑闻出名。”
罗伯－格里耶说“我写了多少年的小说，谁都不给我出版，到处给我退稿。”到处退稿十多年他还能继续写也算有股倔劲儿。他说有一年他拍了部电影叫《去年在马里昂巴》，现在这部电影成了经典，哪位导演要不知道这个就不得了。但是当年罗伯－格里耶拍出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被人骂，到处拒绝，没人想要，他就把电影的拷贝扔到废物堆里。有一个朋友去看他问他最近在干什么呢，他说我拍了一部电影，朋友说拿出来看看，然后就找了一个地方放，演完以后大家齐声谴责，说这叫什么破玩意儿。一传出去，就引起很多人的好奇，拿来看，好家伙一下就在巴黎的电影界轰动了。
但是罗伯－格里耶在法国没有读者，一般读者看不懂他的书，他就是追求新奇，写一部就要跟前一部不一样。我知道他去了苏联，就问他对苏联感觉怎么样，我说：你的新小说是不是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说对了，我就是想改革，为了改革而改革。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改革而失掉江山。
西蒙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他的小说还是有情节的。但是西蒙得了诺贝尔奖法国读者很好奇，他怎么能得诺贝尔奖呢？他种葡萄的，就这么一个人，没得奖以前他的书印数少得可怜，放在书店里很少有人买，一得奖，好家伙，满世界都是他的书。还有杜拉斯，罗布莱斯在龚古尔文学奖评选的时候投了杜拉斯，投完票的那天，他请我吃饭，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有10个人，我问罗布莱斯：杜拉斯怎么样？为什么会投她的票？罗布莱斯说：纯粹是为了照顾她，我们可怜她，因为她酗酒，不可救药，我们想她这辈子完了。给她这个奖可以给她一个安慰。他这样说：她就是密特朗的情妇。
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最具权威的奖，但现在这个奖跟当初的宗旨有了很大的出入，现在也不能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