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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媒体对该省的做法是表示肯定的。而我对“就地解决职级并继续留任”颇不以为然。一个党政干部，只要他心里装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大字，即使职级很低，也能积极发挥作用，作出超常贡献，比如焦裕禄、吴金印等；反之，职级高却可能不为人民谋福利，甚至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比如陈希同、成克杰等。
明明是县里的正职，即便县委书记吧，也只能是正县（处）级啊，为何还要“就地解决职级”呢？说穿了，也就是解决成“副厅级”罢了。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当今广泛存在的、似乎是顺理成章并令方方面面习已为常的怪现象：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乡里有正科级副乡长、副书记，县里有正县级副县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省里有正省级的副省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
这种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现象，已很难考证是源于何年何月，总之，目前已经变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据我猜测，括号待遇可能起缘于“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一批长期遭受迫害的、职级得不到升迁的、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实际生活困难问题。
如果说这还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大量涌现的低职高配干部又作何种解释呢？即使有机构撤并、多个正职合并到了一个单位、降谁的职都不合适的情况，也可以安排同级别的调研员啊。低职高配、乱加括号，既不符合相关组织法规、公务员管理条例，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刺激和助长“官本主义”与攀比之风。
官员括号的级别决不是只写在文件里、纸面上供人崇拜的，也不是在介绍简历和开追悼会时供人敬仰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伴终生的待遇与享受。什么样的级别，坐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标准，甚至犯了“事”后，公、检、法、司要“动”他得向哪一级请示，都是一清二楚、马虎不得的。据我所知，在某些县里有这样一个“内部规定”：只要成为副县级以上干部，终生的医疗费都可以如数全报。市里、省里的情况不得而知，估计也会有类似的“内部规定”。这也就难怪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在某个正职上干够多少年可以享受上一职级副职级待遇的规定了。
由此可见，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事实上是上级在给下级送人情，由谁来埋单也是不言而喻的。反正上级官员是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个子儿的。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加重的，是纳税人的负担。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开销最大、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要想把这笔开销和成本降下来，不妨借当前正在清理“红顶商人”之东风，把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一并清理一下。在此我也出一“损”招：哪个“高级行政官员”要说他辖内的高配的低职难清理，就给他限定个从“不远的将来”某月某日起，他部下的“括号待遇”都从他的工资里支付。这一招准灵。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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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体盛”的本质是将人物化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34：42
方舟评论
□陈杰人
在几近一致的讨伐声中，昆明某餐厅的所谓“女体盛”活动伴随着行政处罚草草收场。“女体盛”的闹剧收场了，我们仍有必要反思个中的深层次社会和历史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效抵制和防止类似的闹剧再度发生。
“女体盛”———用赤裸的女性胴体替代杯盏瓢盆装盛各种菜肴供食客享用———我很佩服商家的“创意”：在心态叵测的食客们面前，女体和佳肴合二为一，“食色性也”的古训得到了具体而经典的“诠释”。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包括公众、媒体和执法者）的良知和监督，引进这一今古奇观的商家或许因此一举成名财源广进。
昆明“女体盛”让我自然联想到了去年发生在某地的“人乳宴”，同样的怪异、同样是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同样得到了公众近乎一致的讨伐，尽管两者都已经被执法部门禁止，但我真的不敢猜测，明天，女性将以什么方式出现在筷子下或者其他蹂躏中。
到目前为止，对这场闹剧的评价，批评者更多的是从尊重妇女、保障食品卫生和维护公序良俗等角度展开探讨。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无论是“人乳宴”，还是“女体盛”，抑或是不时见诸公共消费场所的用女性下体造型做沙发或者酒吧凳的新颖设计，都是对妇女的亵渎。
在我看来，亵渎妇女或许只是问题的表面，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被亵渎的总是母性，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利益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当人们把追逐利益作为根本的甚至是惟一的目的，作为逐利者主体的人，就陷入了“拜物教”的怪圈，并最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予以“物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尊严即告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如果抛开社会的因素不谈，“女体盛”、“人乳宴”等畸异事物的出现有着原发性的经济根源。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社会，经营者想方设法创造盈利模式，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标新立异扩大知名度、增强影响力。
但问题是，昆明餐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制的范围而进入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的范畴。按照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如同“女体盛”、“人乳宴”等现象一样，所有将人的身体或其一部分直接或间接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因为，作为生命的承载体和表象，人的肢体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出售或变相出售人的肢体，就是物化人的表现，就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女体宴还是男体宴，其所包含的信号十分明确且本质相同，那就是用人的尊严作为代价以追求经济利益。毫无疑问，这与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是格格不入的，应予坚决的反对与抵制。
从人的尊严问题回到“女体盛”话题，还有一个现象同样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在人们普遍的喊打声里，毕竟有那么些食客享用了“女体盛”。如果说商家此举尚为逐利，那么食客的迎合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食客的存在，无论是由于好奇或者其他别的原因，都生动地证明：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乃至毁损，甚至有着来自人性本身的基础。这，才是人类的大敌。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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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在引咎辞职过程中应有的作为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50：05
□郭松民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只有使引咎辞职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政治惯例，才能迫使各级官员始终以一种临深履薄的心态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官员引咎辞职通常是受到外界强有力的监督的结果。因此，要使官员引咎辞职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惯例，加强监督是不二法门。
监督包括多方面的监督。一是本系统内监督，主要指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行政系统对行政官员的监督。它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最高层的意志、权威和价值取向等。二是公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等。四是民意机关（准确的表述应是国家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看，民意（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才最有助于使引咎辞职成为政治人物必须遵循的政治惯例。
从这次对几起特大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来看，主要是同体监督的成效。即以这次密云县长张文的引咎辞职为例。从宪政的角度来说，张文的县长职务是由密云县人大选举产生。密云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张文行使质询权、罢免权等。但自“2·5”特大伤亡事故发生以来，这个最有资格也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机构却始终按兵不动，既没有对张文进行质询，也没有提出对他的罢免，而仅仅是在对张文的党内处理程序结束了之后，密云县人大常委会才“审议同意张文辞去密云县县长职务”，在整个过程中显得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