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⑸啻伪┝Τ逋弧Ｔ谛淌律笈兄校诩觳旃偾康餍疗丈谋┝η阆蚴保疗丈穆墒σ苍钦婊卮鸬靥岬焦疗丈⒉皇且桓鐾耆耍撬っ鞯模⒉皇切疗丈挥写蚬拮樱撬挥猩比恕Ｗ魑墒Γ庋幕卮鸹故窍嗟贝厦鞯模蛭依锎蚣芎蜕比吮暇褂斜局实那稹Ｓ捎谛疗丈笔辈⒚挥凶髦ぃ虼耍觳旃俣杂谡飧銮榻诘淖肪炕故呛苡邢薜摹！�
但是，在民事审判中就大不相同了。辛普森被迫出庭作证。原告律师可以在辛普森对于妮可的暴力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可以追问细节，可以试图激怒辛普森，逼他发急。如果辛普森承认了曾经打过妮可，那么，原告律师就可以把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尽量推到危险的边缘。尽量使得陪审团相信，辛普森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危险分子，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从对妮可使用暴力到杀害妮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等等。
如果他否认自己打过妮可，否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么，他又站在一个撒谎者的悬崖边，一失足同样后果难以想象。我们提到过，在法庭上作证之前，是必须宣誓说真话的。凡是说假话，就要冒被控以伪证罪的风险。当然，还是有人冒险在法庭上撒谎。可是，哪怕人们并不能真的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只要给陪审团留下一个撒谎的印象，仍然是一个证人最失败最糟糕的状态。
在走上证人席之前，辛普森又无法知道原告证人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辛普森在应对的策略上，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于是，不知道是他的律师出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反正，他走出了错误的一步，他决定否认一切。
而这一次原告律师用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先逼着辛普森对一些问题作出否定回答，留下一个撒谎者的形象，再在这个基础上，把提问逐渐过度到杀人的细节上，迫使辛普森一遍遍地重复否定这些细节。使得陪审团有这样的感觉：辛普森对前面问题的明摆着的证据的否定都是在撒谎，那么，辛普森对于后面否定杀人的一系列回答，也可能是在撒谎。所以，辛普森否定一切不利证词的选择，正是在民事审判中一步步走进了原告律师的预定圈套。
他从一开始作证就否认一切。面对妮可生前留下的鼻青眼肿照片，他宣称他从来没有碰过妮可一下。他说妮可是个强壮的女人，妮可在冲突中打过他，可是，他从没有还过手。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在现场留下的可疑脚印，是一种相当名贵的名牌鞋。当然，鞋子是工厂制造的，并不是只造一双，但是这种鞋实在太贵，穿的人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辛普森有这样一双鞋，也不能一定说就是现场发现脚印的这一双。但是，辛普森坚决否认自己有过同样类型的鞋子。
原告律师出示了作为证据的辛普森穿着同样的鞋子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如此之大，以致于从他抬起的脚步上，都可以认出鞋底的花纹恰与杀人现场的鞋印类似。于是辛普森坚持说照片是原告一方伪造的。
结果，原告律师又请来了摄影专家。摄影专家对陪审团说，尽管照片是可以伪造，可是，他实在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说这张照片就是伪造的。更何况，辛普森是个名人，他长期来一直是摄影师的目标。他宣称原告方“伪造照片”的话一放出去，原告方立即从美国各地不同的摄影师那里，得到了31张不同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辛普森都穿着同样的这一种鞋。原告律师当场强调，如果他没有作案，他根本没有必要否认自己有这样一双鞋。
于是，在辛普森否认一些看上去明显的事实，给陪审团造成一个撒谎的印象以后，原告律师话题一转，开始问一些与谋杀有关的话题。例如，你那天晚上去过妮可的住处吗？你刺杀了高德曼吗？你是否用刀差一点割下了妮可的头？等等。辛普森对一系列陪审团相信是事实的问题，刚刚硬着头皮说了一连串的“不”，现在，又马上对这些性命悠关的提问，也说出一串“不”来，你说能让陪审团怎么想？
总之，辛普森在民事审判中被迫作证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有一个陪审员事后甚至说，“他应该在上台前，把他的故事先顺一顺。”另一位陪审员则在事后表示，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辛普森却说不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应该相信他，什么不应该相信他。”还有一个陪审员在事后说，他就是在辛普森一连串的否认他曾打骂过妮可开始，怀疑辛普森是在隐瞒什么，怀疑他是在法庭上撒谎。原告律师的这一策略绝对是成功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律师再三提醒陪审团，这个民事诉讼与追求正义无关。辛普森的律师希望能够利用民事诉讼的这一性质，尽量减少陪审团倾注于死者家属的感情比重，使得陪审团相信，这两名死者的家属并不是在乎是否“讨到公道”，他们的实际目标，只是打算利用死者敲榨一笔钱财。而陪审团不应该让他们“得逞”。
妮可的父母在女儿死后，及辛普森的刑事诉讼期间，妮可和辛普森所生的两个孩子一直由他们代为抚养。但是，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胜诉之后，马上进入了与他们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的一场官司。最后，辛普森夺回了孩子的抚养权。其关键原因之一，当然是由于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被判“罪名不成立”，同时他又是孩子的生父。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妮可的父母曾经违反规定，在没有通过妮可财产共同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就将妮可留下的一份材料卖了钱。
这样一个情节，辛普森的律师当然不会放过。同时，也由于死者高德曼的父亲，因为与一个出版社签了一份出书的合约，书的内容是有关他死去的儿子的。因此，老高德曼得到了预支的四百万美元的稿费。这件事，也成为辛普森的律师攻击的目标。辛普森的律师所拟定的策略之一，也是打击两个原告家庭的信誉。把一场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演化为“合谋敲诈”的闹剧。
但是，这样的策略似乎并没有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死者高德曼的父亲确实始终留给人们一个非常“悲壮”的“寻求正义”的印象。面对辛普森律师的策略，老高德曼一再表示，尽管民事案件的性质与寻找罪犯无关。但是，他确实是希望借这个审判再一次寻求公道。最后，在此案宣判以后，他将有权从辛普森那里得到上千万美元赔偿的时候，他甚至向公众宣布，他决定公开与辛普森定一个条件：如果辛普森当众承认是他杀了人，他愿意将上千万美元的金钱赔偿一笔勾销。
你也许会问，假如辛普森考虑接受这个条件，承认自己杀了人，是否还会再次受到刑事处罚呢？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因为去年介绍刑事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为了保护被告免受政府的无休止纠缠和迫害，有“免于二次困境”的规定。就是对同一个案件，刑事审判只以一次为限。一旦陪审团判定被告无罪，便不得再二次起诉。但是，辛普森还是当即拒绝了这样的“交易”。
由于民事诉讼的目标不是寻找罪犯，所以，在法庭用语上也是不同的。同一个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称为“犯罪”，在民事诉讼中则被称为“侵权行为”。在刑事法庭上，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于某某人的一级谋杀罪，被告是否罪名成立？陪审员则回答，“是的”或“不是的”。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陪审员提出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问题将不牵涉犯罪。法官在民事宣判的时候会问，对于某某的错误死亡，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接下来陪审团就会报出赔偿的金额。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实际上这里是两个被害者家庭的两个不同的民事诉讼。只是因为被告和证据相同而放在一起审理了。但是在宣判的时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
在高德曼的案子里，死者的亲属提出了多项不同告诉和赔偿要求。第一项是告辛普森对高德曼的错误死亡负有责任。要求对死者的损失进行直接赔偿。
在这一项诉求中，家属并不是因为失去亲人而为自己索赔。这项索赔的含义，是家属为死者本人索赔，为他死去时所受到的痛苦索赔。法律规定，这项索赔要求只有继承人才有权提出。高德曼未婚，所以，他的生身父母依法可以替他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