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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给解出来参加民事诉讼。因为，尽管正义被伸张了，罪犯已经找到并且被惩罚了，但是，民事诉讼是另一码子事，那是家属在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一个不同的“诉求”在刑事诉讼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大量刑事案的受害者或者家属之所以没有提出民事赔偿诉讼，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大部分的刑事案的施害人是穷人，根本没钱可赔。
所以，辛普森案民事诉讼的发生，在法理上并不是说明，该案中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寻求到正义，因此，必须在民事诉讼中再来一次，再作一次伸张正义的努力，希望这次能够证明辛普森“的确是个罪犯”。而应该说，上一次刑事诉讼是政府给大家找罪犯，这一次是被害者家属在给自己找赔钱的责任承担者。
从法理上，二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完全可以各找各的。两个不同的原告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寻求不同的目标，完全可能一个达到了目标，而另一个却没有达到目标。那么，你一定要问了，不管怎么说，是毕竟同一个案子同一个被告呀，就算是“合法”，可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怎么可以“合理”共存呢？“经济赔偿”的“责任者”找到了，不就是等于刑事案中的“凶手”也找到了吗？别急，听我再往下说。
在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诉讼中，美国人处理它们的方式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整个过程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从一开始，在起诉之前，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罪刑事案就必须通过大陪审团的审前听证，以防止检察官对于平民的无理起诉。因为没有大陪审团的批准，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就根本无法对一个平民提出起诉。
所以，辛普森案的刑事诉讼是经过大陪审团审查的。记得我在去年的信中告诉过你，就在过这一关的时候，政府的检察官就差一点没能过去。因为检方提交的证据，是警察在申请搜捕状之前从辛普森家取得的。要不是最后检方以紧急状况为理由得到法官同意，按照美国法律，这些证据就不能呈堂，等于作废了。证据作废当然也就很难起诉了。
但是，这一道专为刑事诉讼所设计的监督关卡，在民事案件中是不存在的。辛普森的民事诉讼中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陪审团。法庭直接就决定受理原告的起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两种诉讼的原告是截然不同的缘故。美国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实力强大的政府，而辩方是势单力薄的平民。诉讼双方从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必须再增加大陪审团这样一个中间的监督力量，以增加平民受到公平审判的几率。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都是平民，双方的较量是平等的，如果给被告以过多的支持，就等于是侵犯了也是平民的原告一方的公民权利，反而显得不公平了，反之亦然。
在这场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律师团是完全不同的一班人马。也许你会问，既然在上一次的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梦幻律师团”一举获胜，而且他们已经完全熟悉案情和证据，那么为什么辛普森不让他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去冒更大的风险重聘律师呢？
这是因为随着两种诉讼性质的不同，它们的辩护方法和策略也不同，在美国的法律界，这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两拨子人在那里操作，这就是刑事律师与民事律师两套人马。一般来说，他们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不互串角色的。形成这个隔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两种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刑事证据法则”要求检方必须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是杀了人。要求检方的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证人必须是诚实可靠的。按照法律的术语，检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而且，证明被告有罪的负担和责任，是在检方一边。在检方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之前，被告就是无罪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的要求是怎样的呢？被告的律师不必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杀人。因为法律规定，“证明的负担”不在被告一方。他们只需要对检方的杀人证据尽量提出合理的疑问。如果被告律师能够证明检方的证据确实是“有疑问的”，大功就基本告成了。正如辛普森的刑事辩护律师考克伦所说，我们什么也不用证明。
在陪审团核议刑事案的时候，要求的就是百分之一百的陪审团员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坚信，检方提出的辛普森杀人的证据证词都是没有疑问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疑问，按照刑事诉讼对陪审团的要求，他们的结果就必须是判定被告“罪名不能成立”。
民事赔偿的判决标准就完全不同了。民事案件要求的仅仅是“证据的衡量”，就是原告被告双方都提出证据，原告提出被告杀人的证据，被告则提出没有杀人的证据。然后，就是由陪审团去衡量。不仅衡量的标准是完全平等的，同时也不要求陪审团所有的人都要有一致看法。只要衡量下来，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在辛普森案中，要求十二个陪审员中的九人）认为其中一方证据的可信度达到百分之五十一，而另一方证据的可信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那么，前者就赢了。
对证据的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当然也就给辩护律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们因此会采取根本不同的策略，去应付原告律师不同的进攻方法。所以，辛普森民事诉讼的战幕一拉开，其形势和刑事诉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坦白地说，辛普森民事诉讼案中的原告律师，与一年前刑事诉讼中的女检察官克拉克和黑人检察官达顿相比，可是好办多了。他们的策略，就是除了刑事诉讼中已经提出过的直接证据以外，还向陪审团提出大量的对辛普森不利的疑问。在“辛普森杀人”的论据上，尽量增大比重。
在原告律师的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当初刑事审判中的检察官根本用不上的。这就牵涉到这两种诉讼规定中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还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有权不回答对自己不利的诘问。因此，就象我刚才所提到的，在刑事审判中，自始至终辛普森本人没有上过证人席。在刑事诉讼中，选择出庭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是被告的公民权利。完全根据他对“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来作出决定。他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选择出庭作证。也完全可以因为感觉自己对付不了盘问，怕会给陪审团留下不良印象而选择不出庭作证。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根据宪法修正案的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据。因此，法庭上的一切都不可以瞒着辛普森进行。即使有的时候，争执一些陪审团还不能接触的材料，把陪审团都暂时请出了法庭，辛普森照样有权坐在那里。在法庭安排陪审团查看杀人现场时，辛普森也有权一同前往。只是在查看非常血腥的场地时，陪审团提出，希望这个时候辛普森不在他们身边，否则他们实在感觉不舒服。只有这一次，在预先征得辛普森本人同意之后，他留在车子里，没有下车。
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自始自终拥有面对自己的证据的权力。法庭上双方争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辛普森始终衣衫笔挺坐在椅子上。他的梦幻律师团决定让他“放弃”作证的权利，结果他从没有象其他证人那样，当着陪审团的面，直接受到过检察官的严厉诘问，长达九个月的庭审过程中，居然就是没有一个人有权询问辛普森本人有关案情的任何问题。
然而，在民事案件中，被告没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只要原告律师提出要求，他就必须走上证人席。他可以按规定拒绝回答非常有限的一些问题，例如，涉及他和律师之间交谈内容的问题是触犯律师与客户隐私权的，他可以不回答。又如，和他私人财产有关的问题，他也可以不回答。但是，其它问题他都必须当庭回答。
因此，对于辛普森来说，这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和前妻妮可显然有过长期的感情不合的历史，最终还导致了他们的离异。不论是离异前还是离异后，根据人们在刑事审判中所得出的印象，一般都认为，在他们两人的相处中，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在刑事审判中，在检察官强调辛普森的暴力倾向时，辛普森的律师也曾经非正面回答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