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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红薯窖一般都是挖在离村子不远的田野间，搭的有窝棚。刘老克每天晚上都是早早地去。我走到的时候，他已在门口抽烟。等我铺好被子，他才弓腰钻进窝棚睡觉。有时候高兴了，他就给我讲西北军的事，唱上几段京剧。他最拿手的是马连良的《甘露寺》，把马派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他说他见过马连良；当年马连良去西北军慰问，他抬着汽灯随着戏班子半月有余。他说他还见过别的什么名伶，说完了又给我唱了一段“一马离了西凉界”，只可惜还未等他唱完，我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不想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年，从兰州过来一份敌伪档案，上面有刘老克的大名，官衔是少校军需。清理阶级队伍时镇上成立的有“群专指挥部”，民兵们把刘老克押到指挥部内，审了几次，刘老克全承认了。这一下算是把镇人给震惊了。：原以为是个小人物，没人看得起他，却原来是个大人物！所以人人皆佩服阶级敌人狡猾，隐藏得好，瞒住了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刘老克被送进县城，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又放了回来，说是刘老克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需，但近年来只是隐瞒自己的罪恶，并没有进行新的破坏活动，所以要宽大处理。最后定为“划而不戴”——就是坏分子帽子一旁搁着，先不戴，以观后效，如若不老实，立刻就划为敌我矛盾。
虽然刘老克是“划而不戴”的准坏人，但人们看他的目光一下变了。谁说人家没福，人家可是享过大福的人。走路急慌是军训训的，走路不急慌能当上少校军需？瘦怎么了？林彪瘦，不照样当大官？观念如此一转，过去喊他“老干”的人开始喊他“老克爷”了。队长有了想不通的事儿，也开始向“老克爷”请教了。谁家娶媳妇，也开始偷偷请“老克爷”了。为啥？人家当过少校军需，见过世面。
不料第二年春，从县上来了两个人，专程到东街开了个群众会，说是真正的少校军需刘老克不是这一个，而是镇东刘村的刘老克。因为那份敌伪档案上只写颍河镇刘老克，而刘村也归颍河镇管辖。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刘老克一切都承认了，赶巧他又当过西北军，所以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这一下，人们像受了愚弄，都用大梦初醒般的愤怒目光望着刘老克。刘老克这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忽”地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那两个人的手，大声疾呼道：“你们这是冤枉我呀，我可真当过少校军需呀！”
县上人觉得很奇怪，问：“你怎么争当阶级敌人呢？你说你是少校军需，你把军需的‘需’字写出来让我看一看。”
刘老克不认几个字，一下傻了眼。
县上人很轻蔑地望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扭脸走了。
众人都朝刘老克吐口水，骂：熊样儿，还想当少校军需哩！
从此，刘老克在人们心目中又变成了一钱不值的“老干”。
邵投递
邵投递是项城人，当过兵，复员安排在邮局当投递，老婆孩子都吃商品粮，住在镇邮所的两间小房里。那年月，全家都吃商品粮在乡间被视为贵族阶层，所以在镇子里很瞩目。
老邵叫邵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好在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他姓邵干投递称他为“老邵”就可以了。其实，老邵并不老，大概才三十几岁，负责接邮车兼送镇里各机关的报纸和信件。农村送报多是骑车，邮局的专用自行车是绿色的，由天津“飞鸽”自行车厂特制，为“加重飞鸽”，后轮的辐条要比前轮粗很多，支架和书包架也与众不同，两旁还有两个铁托架，可折上去，也可放下来，专为带货用。那年月，全国的邮政投递车全一个样，连小偷都不敢偷，偷了也卖不掉，更不敢骑，反而成了累赘。所以镇上人大多都认得老邵的自行车，只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谁家门口，众人便知那一家来了汇款或挂号信。记得当时我们队里的队长，一到年底，就盯着老邵的自行车，专看在谁家门口停放了。那年月工人家属多是缺粮户，年底要交缺粮款，在外的工人要朝家寄钱，队长一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哪个工人家属门前，马上就过去讨款项，一讨一个准。
当时镇上最大的报刊订户是公社大院，而且要求投递员必须挨屋送，因为那时候正当“文革”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最高指示，并且要求当天的报纸当天送到。若耽误了，就以政治事故论处。老邵深知责任重大，从不敢掉以轻心。每当邮车一来，他就先分报纸，分好后抱着就朝公社大院里跑，而且边跑边喊：“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这种喊声要放在半下午或天黑以后还可以理解，可那年月到处武斗，截击“5·16”，公路不畅通，有时候邮车从开封赶到镇上，已是夜深人静。老邵分了报纸仍要边跑边喊，这就让人感到了某种恐怖。但是老邵喊的是“最高指示”来了，没人敢反对或劝说，老邵就越喊越有劲儿，直到把公社大院里熟睡的人都喊醒了，他才把报纸送完。
为此，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有了意见，有意见却不敢直说，便瞅老邵的其他毛病。上级若专为某个人挑毛病，那就多了去了。首先，是老邵的家属有毛病。老邵的爱人叫黎敏，是个无业市民，没工作，却能生小孩儿，——下为老邵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十岁，小的才几岁。男孩儿饭量大，粮本上的面粉就不够吃。加上老邵工资不是太高，生活很是拮据。为补缺口，黎敏每逢收割庄稼季节就下地拾庄稼，有时候手脚还不太干净，偷扒块红薯或摘几个玉米棒子什么的。那年月都穷，吃物金贵，偷生产队东西者抓住就要游街。黎敏为此曾游过几次街。接下来，就是老邵本人的毛病。老邵的毛病是作风问题。因为老邵常给一些工人家属送汇款单什么的，就有人说他已勾引了几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散布这等事的人说，只要老邵将自行车推到某个工人家属的院子里，那肯定是有戏。当然，这些皆是谣传，并没人捉奸到床。但当时上头对这种谣传也极重视，更何况现在是专找老邵毛病呢！公社头头派人找来邮政所的所长说，给公社大院里送报纸的人一定要根正苗红政治清白，老邵和他的老婆群众反映不是太好，是不是换一下。邮政所所长一听这话，颇有些为难地说，邮政接车员不是一般投递，县局和发行局都备有档案，换人不是一句话。再说，所里的投递员就老邵一个是党员，论条件，另两个还不及
他。公社领导看邮政所所长当不了家，便说那好吧，由我们公社革委会直接向你们局里反映。
当时镇邮所共有三个投递员，一个负责接邮车投递镇上的信件报纸，另两个负责乡下二十几个大队的投递任务。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电报很多，而上头要求电报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到乡下投递是很苦的。每天要骑上百里的路程，体力消耗多，相应饭量就大。一听说公社领导要向县局反映撤换自己，老邵心里很有些慌，深怕下乡投递自己的饭量增大了家中生活更紧张。但他知道，有公社出面向局里反映，自己肯定干不长了。为防万一，他就让黎敏多拾些庄稼。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黎敏每天早早地下地，到天大黑才回来，拾些豆子、玉米、红薯什么的，晒干收藏起来。
这一天，老邵又去小北关接邮车，等到夜里十点，邮车才来到。他接过车，将报纸和邮袋装到架子车上，刚要系绳子，不想他的妻子黎敏背着一捆豆棵子赶了过来，并慌里慌张地说：“快，快将这玉米棒子藏到车内，后面有人追来了！”原来这黎敏每天晚回，就是要瞅机会偷一点。今天她偷的是玉米，有十几个大棒子。老邵见状，急忙从黎敏怀中接过一个鱼鳞袋子，藏在了邮包下边。这时候，追赶的人已经来到，一个小伙子上前抓住黎敏，呵斥道：“快把玉米交出来！”黎敏身上没了赃物，态度很硬地说：“哪个偷你的玉米了？”说着，将拾的豆捆朝地上一撂，自个儿解开了，说：“看看，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小伙子用手电照来照去，发现了正在佯装装车的老邵，顿起疑心，喊上伙伴，走到老邵的架子车前，没几下就将那个装玉米棒子的鱼鳞袋子给翻了出来。这一下，老邵和黎敏都软了，向两个小伙子哀求，诉说自己家的困难，并说打罚皆可，千万别让游街。只可惜，当时的农民像是对吃商品粮者有一种天生的仇恨，他们不敢惹公社干部，却对老邵不客气。当下就将老邵夫妇扣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