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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昨天也是我的生命。
我记得若干次批斗会。一次斗争的是一个初三学生。我还记得她的模样，茂盛的头发编成两根短短的粗辫子，个子很高，眼睛乌黑。斗她的原因是她有两个上中学的哥哥，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反对“文革”和毛主席。这罪名实在太大了，大到我无法想象。我完全无法把台上被斗的女孩儿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以我的记忆，大部分被斗者都低着头，显出垮了的样子，可她不是。这个女生的黑眼睛里透出不屈服的光，让我惊愕，愈发不能理解。她非要抬起头，被人用手打下去她就再抬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了，那时她就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信仰的人，不然她的态度不可能那么强硬。另一次批斗会斗的是一个高三女生，她的罪名是日本特务。因为她爸爸在日本呆过，而她有一张照片，背面有她自己写的一行字：看，多像一个日本姑娘。我对那女孩儿的眼睛同样记忆深刻，她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在斗争会结束把她从台上押出去时，她走过会场中间的通道，两边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她的口号，她边走边向两旁瞪视，目光闪射着赤裸裸的敌意。我惊异于那敌意的光芒，那强烈的眼神似乎在瞬间把我拉到了她的位置上，以她的目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原来我的感官只对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感受害怕，压抑，难过，从未感到过怀疑，是她把怀疑像刺一样扎到我心里。再一次批斗会，押上台的是红卫兵，高二年级的贺莉。贺莉的爸爸是老红军，部长，她个子高大，皮肤白皙，姿态与众不同，是红卫兵中显眼的人物。这次轮到她挨斗了。那天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死一样的阴郁，那高大白皙的身体那么沉重，像一块浸透水的木头，偶尔她翻起眼睛看看台下，没有任何表情。有人揭发说她和几个要好的男孩儿女孩儿偷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甚至还用流氓形容他们。后来我和贺莉在一起插队，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那时候她曾点着蜡烛，和一个男生在黑屋子里演《奥赛罗》。她坐在田埂上对我讲述她神秘的地下生活，眼神和语调透出无限忧郁。
被斗争的更多的是老师和学校领导，但由于那是过于平常的事我的记忆十分模糊了。焦校长名叫焦若愚，是个身材小巧的女人，戴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带着自然的卷曲，看上去有点像一只鸟，也让人联想到一件易碎的瓷器。我很难把她的形象和一个老革命联系起来，可她确实是一位老革命。六六年夏天，我常常看到焦校长身上泼满墨汁和浆糊，被押来押去。
我对地理老师记忆清晰，他被我们叫作王地理。王地理高高个子，梳着蓬松的背头，经常穿一身中式对襟衣，冬天戴着毛线的脖套。第一天给我们上课，他大步走进教室，跨上讲台，一句话也不说，抓起粉笔，抡圆胳膊在黑板上画起来，粉笔噼噼啪啪断成几截落到地下，一只线条生硬的“公鸡”、中国的地形图出现在黑板上。他潇洒地把粉笔随手一扔，两条长胳膊撑住讲台：谁告诉我，这是什么？
王地理被剃了光头，多次被批斗，我没有参加过他的斗争会，但我看到过他剃光头的模样在眼前一晃而过。那时我自顾不暇，只是心中一惊而已。现在想来他在六六年八月间之所以比其他老师被斗得更惨，是因为以女人的眼光看，他是好看且有吸引力的男人。据说“文革”前曾有高年级女生给他写条子表示爱慕，据说恪守为师之道的他把条子交给了焦校长，据说焦校长的反应十分人性化，意思是没什么了不得的，据说在后来残酷的批斗会上他揭发出这件事，成为焦校长的一大罪状。时至今日，什么传言都找不到依据，很难证实，姑妄听之吧。
六六年的八月过去了，它并没有比任何一年的八月长出一分一秒，九月、十月也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学校里变得空空荡荡，学生们都去大串联了。
我也串联去了，去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也长了见识。第一次知道了饥饿的滋味，对性有了肤浅的认识。那认识的过程倒也简单，从柳州坐船沿江而下去广州的时候，一对上海学生，一男一女，他们在晚上睡觉时把三等舱里隔开铺位的木板拿开了。我不由为他们担忧，想，男人和女人挨着睡不是要怀孕吗。
到了六七年，我也是一名红卫兵了，我们同班几个女生自己成立的，名字叫做：赤全球红卫兵。我们也到布店扯了红布，做成宽大的红袖章，把赤全球三个字用黑色的字印在袖章上，我们一天到晚在各个中学的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走动，串来串去，不知所云地谈论，辩论，争吵，写大字报，游行，印传单，办报纸，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忙得深更半夜才回家。我们这些男同学和女同学们，我们不自知地彼此吸引。
六八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运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身外事，而我整天在街上游荡，白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梭，晚上坐公共汽车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男孩儿们的追逐让我乐此不疲。那就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现的那段时光。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七号，十六岁的我和几百名学生坐上一列火车离开了北京，去东北插队……
也许我还能回忆起很多，我当然能回忆得起来，但似已没有必要。因为更多地涌进脑海的回忆将是关于青春，恋爱，种种的微妙与可爱……而我的本意是回忆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只回忆痛苦？因为“文革”只能是、绝对是痛苦的，它所带给人的一切绝无欢乐可言。
那么我所提到的自由与快乐呢？他们不来自“文革”，他们来自生命本身。生命的力量是永远的胜利者，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看，这是真的，人性的觉醒使“文革”终结。
有时我希望自己能站得更高，更加居高临下，但我时常觉得我在被时光淹没，随潮流翻卷。我的眼光既看不到更远，也看不清过去。也许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不要真被杀死，能始终保持一点清醒，一点警醒，我希望。
我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可昨天也是我们的生命。
灵魂依偎的雪山草原
杨志军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第一次听到冈日波钦这个名字是1975年。那个时候还是“文革”，报纸上登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7分，中国登山队再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从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次登顶的队员一共九名，由三十七岁的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率领，潘多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地球顶点的妇女。那时候的中国，为自己人长脸的事情很少，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是要欢呼雀跃、上街游行的。游行的这天，正好我从陕西兵营回到青海，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卫东多杰。卫东多杰老师领着学生刚从街上游行回来，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潘多是个藏民。”我说：“知道，报纸上登了。”卫东多杰老师嘿嘿笑着说：“牧区的藏民别的本事没有，爬山的本事有哩，再高的山也跟走平地一样，从不气喘。”他也是个藏民，是一个虽然连名字都已经汉化都已经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言语之间仍然情不自禁地流露着一股民族自豪感的藏民。他把潘多使劲赞美了一番，又把珠穆朗玛峰使劲赞美了一番，突然遗憾地叹口气说：“我要是潘多，就带着人去攀登冈日波钦。”我问道：“冈冈冈……波钦是什么山？”卫东多杰老师无比自豪地说：“冈日波钦是西藏的山，珠穆朗玛峰跟它比起来，是这个。”他说着翘起小拇指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纳闷地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是这个？冈冈冈什么波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卫东多杰老师说：“你不是藏民你不懂。”回到家里，我把卫东多杰老师的话学给父亲听，作为一个曾经多次进藏采访的老记者，父亲说：“冈日波钦是冈底斯山的主峰，在靠近尼泊尔的地方，是藏民的神山。”我问道：“它难道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父亲用了一句《陋室铭》里的话回答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第二次听说冈日波钦是在七年之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