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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不久，河西走廊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甘新公路上来跑运输的马车也越来越多了。徐家姑爷爷又拿起了鞭子，去了兰州。这次回来，他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兰州人，提着一箱兰州百合来看望奶奶，这个兰州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爹死娘嫁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嫁人的方式不同，婶婶始终记着父亲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养大成人，最终选择了招婿入门的方式。这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我的那个叔祖却出来阻饶，说要是招进来，必须得改姓，并且还要立个字据，字据上还要写上：“小子无能，愿随女改姓。”否则就不能进门。当时徐家姑奶奶也在场，就问他：“徐玉珍是朱家的媳妇、徐家的女儿，你说让他改姓谁？”问得那个叔祖无言以对。
奶奶说：“改不改姓又能怎样？新关街上姓朱的人家多了，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攀宗认亲，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姓朱的谁家给过我们一把米、还是一把面。不改姓不让进门，你们谁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五口，算了吧！你也管不了我们的事，他来了还是姓杨，生下的娃娃也姓杨。”
吃了哑巴亏后，那个叔祖还不死心，又到处造谣说：“徐玉珍招的人来路不明。”第二天赵区委来我家询问生活情况，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区委。赵区委说：“好事！好事！”难得徐玉珍有这份心意，真了不起。
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们是奶奶和婶婶的娘家人，还有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在明媚的阳光下，徐家姑奶奶、姑爷爷陪着继父来到了我家。奶奶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朱杨两姓就是一家人了。”说话间把我拉到身边说：“快叫爸爸！”我叫了声“爸爸！”继父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他身边。
继父杨国兴，兰州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故里皋兰县石洞寺。
石洞寺原名石空寺，位于兰州市北部45公里处，是皋兰县石洞乡魏家庄阳坡村的一座古寺庙，依阳坡村东山而建，分为上下两寺，两寺相距一华里。石空寺最早是杨石空家的佛寺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几经战乱、兵劫火烧，于清朝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相传有一年人们避雨时看见一只山羊从上寺口窜入又从下寺口跑出，其实两洞并不相通，人们神话般的认为是这只山羊打通了山洞，就将石空寺改称为石洞寺。这里的杨姓人都认为杨石空是他们的祖先。
爸爸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丧父，十四五岁时母亲被逼改嫁，远走他乡，自后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一面，只身一人的他给石洞寺一个姓魏人家放羊。到十六岁时魏家置了一套马车，跟着主人随车饲养骡马和打杂，学会了吆喝牲口，后来经魏家介绍受雇于人，成了一位车把式，在陕甘青一带拉运输，解放前曾多次来过武威，对武威的乡土人情有所了解，自招赘入门后，就把武威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去过皋兰。
爸爸性格内向，为人耿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什，但很懂得人情礼义。对我家的亲戚和街坊总是以父亲的名份称呼，对人从不直呼姓名。那时七星庙的小学搬到了光明寺里，光明寺高台上的建筑是区政府的用地，高台下的平房是学校的教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送我到光明寺上学。赵区委见了问我“这是谁？”我说：“是兰州爸爸！”赵区委点了点头，把我们领到了袁老师的办公室报了名。过年的时候买了两匹土布，给全家换了新衣服，还说不要忘了给我大姑做上一套。
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娘家我最清楚，那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0 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帐：“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帐：“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 。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0 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像，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樱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驮着背，眨巴着眼睛，交待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风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待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
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待！”。
爸爸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