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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6）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μ？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私人阅读史》第三部分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1）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A。L。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1962年，当蕾切尔？卡é？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之后六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十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的。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将科学作为无条件崇拜的对象。然而在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在他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善恶并陈，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他在书中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ó？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波兹曼将人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