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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