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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１０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１０年了，母亲的病历、Ｘ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连，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１０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１０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１０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７５岁之后返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４２岁，胡子拉碴。
１０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
于北师大小红楼
记忆严文井
孟伟哉
＇编者按＇
本刊首任主编、现顾问严文井同志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在北京病逝。严老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领导，对我刊编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现特刊发本刊前主编孟伟哉同志的回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全体同仁对严老的哀思。
文井同志与世长辞，我心伤悲，自得悉这一噩耗，便沉浸于对他的回忆。从１９７３年中至１９８７年初，中间虽曾两度中断，在他领导下，毕竟有十余年的工作和接触，对他的离去，心中怎能平静如水。
大约５—６月间，在《文学故事报》上，还看到他以书简形式评论韩少功一部作品，以为他还健康，７月２１日早晨，当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文井同志去世时，我深感意外。不过，当说到他享年９０时，我又有些欣慰。我觉得我知道他晚年的某种心情，曾隐隐疑虑他能不能享此天年。如此高龄，平静而去，说明他很好地把握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
记住文井的形象，比熟悉他的姓名更早。
那是１９５６年３月，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东交民巷当时的团中央礼堂，于主席台就坐的人中，只有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谢顶，最引人注目。当时，２２岁坐在会场里的我，还没能把严文井同这个过早谢顶的人联在一起。何曾料到，十几年后，１９７３年，我从中宣部五七干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成为他的部下。
文井住在东总布胡同６４号，我１９７９年春搬到红星胡同１４号，相距不足半公里，这成为我同他谈工作和私人交往的地缘优势。
这个６４号，不是标准四合院，更非清朝王爷府，毋宁说是大杂院，但中国作家协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住在这里，而到我进出这个院子时，老资格的老作家只剩了严文井一人。
他住向阳的北房，其中有一间实际是坐南面北的铺面房，只不过封闭起来无人做生意了。
如我记忆无误，上世纪５０年代《人民文学》编辑部，也在这个６４号。
文井写过一篇关于赵树理的回忆，大意是赵因无力使自己一个孩子上比较好的中学而喟叹自己“没有面子”，自己掌自己脸面的情景。这个不无辛酸和咸辣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院落。那时，赵树理是否在编《说说唱唱》？
这里没有暖气。我看到，冬天，文井会熟练地生火炉；夏天，他穿短裤，打赤膊，自称“僧”、“佛”。他身体胖一些。
公事之外闲谈时，从未听到文井讲自己有过什么过关斩将的美事，倒是听他讲过自己的“弱项”。
他没有讲过１９３８年如何到延安、如何进“抗大”、如何在“鲁艺”任教、在延安写过什么东西、在《东北日报》怎样做副总编辑等等，倒是坦率地说过，在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时，在中南海，他不擅起草文件，手慢。他说，胡乔木经常让写文件，有时深夜一个电话让写，很急。我写文件慢，不如林默涵，默涵来得快。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中宣部到作协了。
他是中国作协早期的或最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没有听他讲过他经历的作协的情况。也许，上世纪５０年代和“文革”期间，政治风暴和运动太过复杂和激烈，他涉身其中，是是非非，一言难尽，不好讲，不愿讲，讲出来倒不好。只有一两次，他拿出他画的邵荃麟等人的小像让我看过。是用钢笔在小纸片和笔记本上随意画的，风趣幽默。
以文井的经历，认识的、共过事的文艺界人物、政界人物当然较多，他却极少谈起。他提起过周扬，不过不是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不是政治的周扬，而是人性的周扬，隐隐约约说周扬对他吐露过自己的什么秘密情怀。这种话题，他讲得含蓄，我听得糊涂，到此为止。
有一次，我到木樨地那里去看丁玲和陈明，那是丁玲访问美国归来一段时间之后。在他家谈起这次拜访，他兴趣异常地问起一些细节，我一一如实相告。这次探访并非文井的安排，是我作为编辑自主行事。当说到丁玲夫妇请我在政协俱乐部吃饭时，他作结论道，这说明丁玲对你很是礼待了。我的直觉是，他了解丁玲的脾气性格，如果丁玲厌烦我，便不会邀我共餐。
我是晚辈，涉足文艺界时间不长，对资格、经历、年龄和文井不相上下又共过事的老一辈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全然无知。作为编辑，我们要与广大作家建立关系、保持友谊、组约稿件。在这方面，严文井，包括韦君宜、秦兆阳，没有对我们作过任何暗示，没有对我们施加过任何个人影响，我们是完全自主自由的。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传统。对这一点，我非常满意。以我的感受，有的社、报、刊、人并不是这样。
我去看过刘白羽同志，自然不能不谈到出版社的情况，不能不提及社长严文井。文井同志得知后似乎有点儿敏感。我不明究竟。当我向他叙说了同白羽同志见面的经过，他说，你做些沟通也好，有利于团结。
文井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他的领导方法相当超脱、放手。
１９７７年末，我写完《昨天的战争》第二部回社履职，仍为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而这时，他竟授予我终审权。终审，按惯例，副总编以上的人才可行使。不讳言，这样器重，使我对工作责任心更强，积极性更高。１９７８年底或１９７９年初，我向文井诉说我的住房如何困难，是他亲自关心说话，我才搬进红星胡同。这房子由纸库改建，是简易型，冬冷夏热，毕竟宽敞了些。
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大学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
文井让我担任这个培训班班主任。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每个学员写一篇作文，由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