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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
卡尔死后，阿弗纳就有过这种感觉，塔里法事件后这种感觉更甚。斯蒂夫多少也有过这种感觉。然而现在，这种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汉斯。
他变得爱反省了，也从来不多话了，几天根本不说一句话。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仍然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活，但却变得非常孤僻、超然，明显地疑虑重重，阿弗纳非常替他担心。同时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废。他们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把钱用完之后就不干了——但有一次阿弗纳问他感觉如何时，汉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现在停不下来了，还是别谈了吧，只管干就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是，他们不谈了，只管干。他们又努力干了七个星期。
没有丝毫效果。没有一条线索值得他们把越来越少的钱花在上面。汉斯坚持要精打细算地用钱，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好的行动机会来临的话，他们就不会捉襟见肘了。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了萨拉米而在最后一刻却没有钱来追捕他，那就是个莫大的讽刺了。但一直没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联络人。不仅通过他们经常联络的线人找不到，而且通过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过“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们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还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欧洲恐怖分子们非常活跃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组织。原来的领导人是阿莫德·阿尔—葛哈夫尔，后来是阿布·奈达尔。“黑色九月”组织和“解放阵线”组织不像原先那样激进和好战时，恐怖分子们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阿尔—葛哈夫尔被“黑色九月”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抓住，很可能被处决了）。1974年“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袭击三架飞机得逞。10月8日，他们在爱琴海上空炸毁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特拉维夫飞往雅典的飞机——八十八人丧生。三个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药店”里，一死十二伤。这是“解放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联手干的，头目是卡洛斯那只豺狼。
突击队特别要为卡洛斯的上台负责。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布迪亚，才给他在高层腾出了一个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单上，阿布·奈达尔也不在名单上。在原来的任务已经取消的情况下，他们又几乎不能跟伊弗里姆联系，要求改变任务。再也不能有单方面行动。他们也找不到自己行动的理由。他们只能去抓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萨拉米。
抓到了萨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据他们所知，萨拉米没有到欧洲来。
他们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却没有节日的心情。实际上，汉斯心情复杂，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时疑心越来越重，充满了杀气。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支枪。以前他们出去溜达时他从来不带枪，除非有行动。但是汉斯的疑心似乎有传染性。现在连阿弗纳和斯蒂夫都随身带着枪，以防他们的同伴觉得有人跟踪的怀疑成为现实——也许“爸爸”的组织会把他们的行踪泄露出去呢。汉斯相信塔里法是个陷阱，而阿弗纳认为他误解他了。如果是个陷阱的话，他们会遇到强大的火力，而不是一个正在扣裤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尔和罗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后，这些怀疑总是挥之不去。也许事先有人给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了，他们没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事实上，阿弗纳告诉过“爸爸”的人，他们要在塔里法等几个朋友，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样，尽管风险增加了，他们在法兰克福还是随身带着武器。阿弗纳注意到安全屋的门底部有一些明显磨损的黑色印子。很显然，如果他开门的时候都是用脚顶着门的。这一点，所有的特工都受过训练。在被突袭的情况下，它恰恰事关生死。然而过去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也不经常这样。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靠改变自己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跟他们的软目标一样。
与此同时，汉斯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园长时间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欢散步，但过去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是天气较好的时候。而现在，他会在12月份凛冽的寒风中，在雪地里，沿着欧斯特公园空无一人的小路，法兰克福东部火车站的北部，走上几个小时。他甚至会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造池塘旁的僻静处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小时。池塘里夏天全是野鸭，而现在全都结上了冰。
“鸭子都比你有意义得多。”有一次，斯蒂夫要去鸭池旁取情报时，这样对汉斯说。
“我不能禁锢在家里。”汉斯回答道。
阿弗纳明白，到了任务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希望一个人住着。罗伯特死后，他让斯蒂夫住进了他以前和卡尔住的安全屋。忍受斯蒂夫混乱的单身汉的习惯要比一个人住着好。然而，当他向汉斯提议他们应该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时，汉斯拒绝了。“别担心我，”他说。“我很好。”
事实并非如此。
1975年1月6日晚上，汉斯九点钟以后离开安全屋。应该是九点以后，阿弗纳在那个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们谈了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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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讨论——就把电话挂了，都知道晚些时候还要再互相核查一下的。这是例行公事。汉斯半夜没有给他打电话，阿弗纳就打了过去。没有人接。凌晨一点的时候也没有人接电话。
这是不寻常的。汉斯喜欢在半夜长时间散步，但从来没有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线人捎信给他，出乎意料地让他去见个面，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今晚也有这种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互相提醒一下，这是规矩。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如果汉斯是去见面，他应该打个电话。他知道阿弗纳和斯蒂夫都在安全屋里。阿弗纳担心起来。
“我想开车去看一看，”他对斯蒂夫说。“我不喜欢他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斯蒂夫耸耸肩。“他很可能在他妈的鸭池旁的长凳上。”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开着车从安全屋所在的埃斯舍氏姆区的葫葛尔街附近来到汉斯住的罗德伯格威格附近，只花了二十分钟不到。汉斯不在安全屋里。阿弗纳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但一切井然有序。很显然，汉斯因为什么原因出去了，只是还没回来而已。
那天晚上真是冷得刺骨，那时快凌晨两点了。即使按汉斯现在这样的心情，他也不可能在公园里溜达或者闲坐到这个时候。然而这是惟一可靠的解释。别的解释都只能说明出了问题。
“如果他在鸭池旁边，”斯蒂夫说。“不能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的话，我就拧掉他的鼻子。”
他们知道汉斯经常在公园里走的那条路线。他会沿着罗德伯格威格走一小段，再沿着风景如画的阶梯利黎一朔那曼一斯特埃戈（根据诗人歌德儿时的一个朋友命名）而下，来到峡谷底部有四条车道的公路上。一穿过欧斯特公园街，就到了欧斯特公园。过街以后，他通常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小道再向东北走几百码。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之后，就到了鸭池边。
阿弗纳和斯蒂夫指望能碰上汉斯正朝回走呢，然而却没有。他们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公园里黑黢黢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然而，当他们走近那座人造池塘时，从冰上折射过来的光让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条长凳上，是汉斯。
但是斯蒂夫没有拧掉他的鼻子。汉斯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死了。
阿弗纳看见汉斯死在了公园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谋杀，而是自杀。
池塘边的矮树丛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凉亭。湖岸高出池塘里的冰面几英尺，在湖岸和冰面之间，有一道矮石墙和一个木质栏杆。汉斯的身体呈半坐姿势，懒散地趴在栏杆上，脑袋慵懒地侧向一边。